我們評估了 Celecoxib 用於治療骨關節炎的效益與危害，以了解其在改善疼痛、活動能力、生活品質及藥物安全性方面的效果。

骨關節炎是一種多發於膝蓋與髖部的關節疾病，由軟骨磨損引起，會引發疼痛、關節僵硬與發炎，進而造成限制活動能力並降低生活品質。Celecoxib 宣稱其療效與 naproxen 和 diclofenac 等傳統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tNSAIDs）相當，但腸胃道等副作用較少。

我們彙整了截至 2017 年 4 月前的文獻，共納入 36 項試驗、涵蓋 17,206 名成年受試者。其中，9,402 人每天服用 200 mg 的 Celecoxib；1,869 人使用其他藥物（包含 6 項 naproxen 試驗與 3 項 diclofenac 試驗）；5,935 人則接受安慰劑（共 32 項試驗）。

受試者平均年齡為 62 歲，罹患關節炎平均達 7.9 年，多數為白人女性，且患部分布於膝關節、髖關節或兩者皆有。

在納入的 36 項研究中，大部分（34 項）由藥廠資助，且有 34 項研究的作者名單中包含受僱於製藥公司的員工。

與安慰劑相比，Celecoxib 雖能稍微減輕疼痛並改善身體功能，亦未顯著增加因不良反應而退出的受試者人數，但這些成效不具臨床意義。由於證據品質極低，目前無法確定 Celecoxib 是否會引發腸胃或心臟等健康問題。即便如此，主管機關仍發出警告，指出使用此藥可能會提高心臟風險。

在止痛效果方面，Celecoxib 與傳統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tNSAIDs）相當，但在改善身體功能上，Celecoxib 略勝一籌。由於相關對比 Celecoxib 與傳統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tNSAIDs）的研究的證據品質僅評為低至極低，因此服用這些藥物是否會衍生心臟或腸胃副作用，目前仍無定論。

綜觀現有文獻，並無高品質的研究針對「生活品質」進行評估。

整體證據品質偏低，相關結論需審慎看待。由於多數研究背後都有藥廠的資金支持，且往往傾向產生對藥廠有利的結果，考量到藥廠高度介入與數據侷限，研究團隊對這些結果保持高度保留的態度。

此外，仍有 3 項包含 15,539 名受試者的試驗數據無法取得，尚在等待評估。輝瑞（Pfizer）也拒絕提供涵蓋 14,042 名受試者的 2 份報告數據。

後續仍須取得完整的試驗數據，才能更全面釐清 Celecoxib 與其他療法的利弊。未來需針對關節炎病人展開新研究，拉長追蹤期、增加與各類傳統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tNSAIDs）的直接對比，並由非商業機構資助，以確保評估的客觀性。

• 大多數患有骨骺炎（生長板疼痛）的兒童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好轉。治療骨骺炎是否會影響短期疼痛、身體機能和運動參與度尚不確定。

• 目前尚不確定哪種治療方法比其他治療方法更好或更差。這些研究大多規模較小，而且設計上有問題。這些研究並非總是衡量治療的不良反應，也沒有衡量是否有兒童因不良反應而退出研究。

• 證據有限。大多數研究納入的男孩比女孩多，而且納入的兒童比一般兒童更活躍。孩子通常知道自己接受的是哪種治療，這可能對治療結果產生了影響。

青春期時，兒童有時會在髖部、膝蓋和腳的生長板處出現疼痛。這種疼痛通常源自於生長板受到長期重複壓力的刺激，而非來自單一事件。這種疼痛通常是短暫的，對孩子的生活影響有限。然而，有時疼痛可能會導致兒童跛行、減少運動，或降低身體活動量。根據增生部位的不同，這些病症有不同的名稱，但通常被稱為「骨骺炎」或「下肢骨骺損傷」。

許多不同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可以治療骨骺炎，包括全科醫生或內科醫生、物理治療師和足科醫生。治療方法有很多，包括運動、藥物、繃帶、支架，或是在鞋子裡放置足部矯正器或鞋跟墊等裝置。無論是否接受治療，骨骺炎通常都會自行好轉，但在某些情況下，疼痛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

我們想找出哪些治療方法能有效減輕疼痛，並了解這些治療方法的安全性。我們想知道哪些治療方法可以改善兒童的身體機能並讓他們參與體育運動。我們也想知道哪種治療方法效果更好。

我們搜尋了測試髖關節、膝關節和足部骨骺炎不同類型治療方法的研究。我們沒有尋找任何涉及手術的治療方法。

我們將測試相同治療方法並使用類似方法來衡量效果的研究結果進行了綜合分析。我們對這項證據的確定程度進行了評級。

我們找到了 10 項研究，涉及 654 名兒童，他們的平均年齡在 10.3 歲到 13.3 歲之間。七項研究聚焦於足跟疼痛（跟骨骨骺炎），三項研究聚焦於膝蓋前部疼痛（脛骨粗隆牽引性骨骺炎）。

• 一項研究（23 名兒童）比較了地塞米松這種藥物與安慰劑（假治療）。我們非常不確定地塞米松是否能在短期內減輕疼痛、改善身體機能或幫助兒童重返運動。兩項研究（74 名兒童）報告了藥物的不良反應，但證據也非常不確定。

• 一項研究（21 名兒童）比較了地塞米松與常規照護。我們非常不確定地塞米松是否能在短期內減輕疼痛、改善身體機能或幫助兒童重返運動。一項研究（30 名兒童）報告了不良反應，但證據也非常不確定。

• 一項研究（22 名兒童）比較了肌內效貼布和安慰劑的效果。我們非常不確定肌內效貼布能否在短期內改善疼痛或身體功能。該研究沒有報告參與體育運動的情況或不良反應。

• 一項研究（124 名兒童）比較了足部矯正器和鞋跟墊。研究發現，短期內，它們在疼痛或身體功能方面可能幾乎沒有區別。該研究沒有報告參與體育運動的情況或不良反應。一項研究（101 名兒童）報告稱，沒有不良反應。

• 一項研究（43 名兒童）比較了鞋跟墊和鞋跟帶的效果。我們非常不確定鞋跟緩衝墊是否能在短期內改善身體功能或造成任何不良影響。該研究沒有報告參與體育運動的情況或不良反應。

• 所有研究均未報告是否有兒童因不良反應而退出研究。

• 在大多數研究中，兒童和照顧者都知道他們正在接受哪些治療，這可能會影響他們如何報告病情改善。這可能會影響結果的可靠性。

• 隨著兒童不斷生長和骨骺閉合，骨骺炎通常會自行好轉，因此很難判斷任何改善是由於治療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恢復所致。

• 研究中的男生比女生多得多，而且大多數參與者都非常活躍。這種疾病不太可能對男孩和女孩產生不同的影響，但我們不確定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身體活動較少的兒童。

• 最後，大多數研究的參與者人數都很少。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對結果充滿信心，也無法知道這些發現是否適用於更廣泛的骨骺炎兒童群體。

本篇文獻回顧所納入的證據更新至 2025 年 1 月 4 日。

• 環孢素 A（CsA）眼藥水，包括 Restasis、Cequa 及其他新型製劑，與其賦形劑（vehicle；不含 CsA 的無活性眼藥水）或人工淚液相比，可能改善部分乾眼症的徵兆及症狀。然而，我們對這些證據的信心僅為中等或低。

• 使用 CsA 眼藥水的人，因不良反應而停止治療的可能性略高，但整體而言，很少有人因為這個原因退出研究。

• 我們需要更高品質且追蹤時間更長的研究，以評估不同嚴重程度乾眼症患者使用 CsA 眼藥水的效益與可能危害。

眼睛表面濕潤，覆蓋著一層薄薄的淚膜。當淚膜出現問題時，可能會發生常見的眼部疾病，稱為乾眼症。乾眼症病人可能會出現眼睛不適，例如異物感、灼熱感、畏光，以及視力模糊或視力波動，這些症狀可能影響駕駛、閱讀能力，並降低生活品質。

部分病人因其他健康狀況或接受眼部治療而發生乾眼症；但也有部分病人的病因不明。許多乾眼症病例都與導致眼睛及其周圍發炎（腫脹和刺激）的健康狀況有關。

CsA 眼藥水是一種消炎藥物，作用在減少眼睛表面發炎、改善淚液分泌，並防止眼睛表面損傷。CsA 眼藥水有不同的濃度，通常從 0.05%（較低濃度）到 2%（較高濃度）不等。

我們想了解，與含有完全相同成分、但不含環孢素的眼藥水（稱為「賦形劑眼藥水」或簡稱「賦形劑」）、人工淚液，或其他種類或濃度的 CsA 眼藥水相比，CsA 眼藥水是否能更有效地改善：

• 乾眼症狀；

• 眼表健康；

• 淚液分泌；

• 淚液在眼球上的停留時間（淚膜穩定性）。

我們也想了解，使用 CsA 眼藥水的人，是否比使用賦形劑眼藥水、人工淚液或其他種類／濃度 CsA 眼藥水的人，更容易因不良反應而停止治療。

我們搜尋了比較 CsA 眼藥水與賦形劑、人工淚液或其他 CsA 製劑或濃度的研究。我們比較並整理這些研究結果，並根據研究方法、研究人數等因素評估證據可信度。

我們找到 58 項研究，共包含 10,225 名乾眼症病人。中國、韓國及美國的研究共有 35 項，占全部研究約 60%（35/58）。受試者年齡通常在 53 歲左右。女性約占所有參與者的 80%，但不同研究間比例約介於 46% 至 100%。近一半的研究是由製藥公司資助或贊助的。非營利組織支贊助了 10 項研究，6 項研究沒有外部資金來源，14 項研究未說明資金來源。

我們依據 CsA 濃度及比較治療方式，將研究分為 6 組。在這裡，我們將重點放在資料最多的三組。

比較 1

與使用賦形劑、人工淚液或兩者結合相比，使用 0.05% CsA 眼藥水三個月可能略微改善病人的以下症狀：

• 乾眼症狀（13 項研究，1,396 人）；

• 眼表健康（7 項研究，1,355 人）。

淚液分泌和淚膜穩定性的結果並不一致，因此我們無法得出確切的結論。

比較 2

使用不同濃度和類型 CsA 眼藥水的人，三個月後淚液分泌量可能略好於使用 0.05% CsA 眼藥水的人，但各組之間的差異很小（5 項研究，572 人）。我們尚不確定會對以下方面產生哪些影響：

• 乾眼症狀；

• 眼表健康；

• 淚膜穩定性。

比較 3

與使用賦形劑、人工淚液或兩者結合相比，使用 0.1% CsA 眼藥水三個月可能略微改善病人的以下症狀：

• 可能略微改善了眼表健康（7 項研究，2,940 人）；

• 可能略微改善了淚液分泌（3 項研究，735 人）。

乾眼症狀的檢測結果並不一致，因此我們無法得出確切的結論。我們尚不確定 0.1% CsA 對淚膜穩定性的影響。

因不良反應而停止治療

與使用賦形劑眼藥水或人工淚液的人相比，使用 0.05% 或 0.1% CsA 的人更容易因不良反應而停止治療。整體而言，只有少數人因不良反應而停止治療。

我們對乾眼症狀、眼表健康、淚液分泌和淚膜穩定性的證據缺乏信心，因為研究結果往往不一致或過於不確定，無法確定效果的真實大小。許多研究對其方法的描述不夠清晰或細節很少。然而，對於因不良作反應而停止治療的結果，我們對證據具有中等程度信心。

證據更新至 2026 年 3 月。

感到噁心或嘔吐是全身麻醉常見的副作用－全身麻醉是一種使人失去意識和反應能力的藥物，這樣他們在手術過程中就不會移動或感到疼痛。

全身麻醉大多數的不良反應，包括噁心或嘔吐，都會在術後立即發生，並持續幾個小時後停止，然而也有些人可能會持續感到噁心長達一天。如果病人持續感到噁心甚至嘔吐，他們可能需要待在醫院比預期更長的時間，並且可能會出現其他不良反應或併發症。

女性術後更容易出現噁心症狀。服用鴉片類止痛藥的病人、動暈症病人、及以前做過手術後曾出現不適症狀的病人也相對容易出現噁心症狀。 

止吐藥用於預防病人感到噁心或嘔吐。這類藥物可在麻醉前或麻醉期間給予。

依作用機制，止吐藥可分為六大類。不同類別的藥物合併使用有時會使療效更好。

我們想找出哪些藥物在預防病人術後出現噁心的效果最好，且較不易產生不良反應。止吐藥的不良反應包括頭痛、便秘、運動障礙（如震顫）、嗜睡、心律不整和傷口感染。

我們搜尋了有關在接受全身麻醉的成年人中使用止吐藥以防止術後嘔吐的研究。 

我們搜尋了隨機對照試驗，這些試驗的受試者以隨機方法來決定治療類型。此類研究通常能為治療效果提供最可靠的證據。

我們納入了截至 2017 年 11 月發表的證據；2020 年 4 月，我們又發現了 39 項研究，但尚未納入分析。

我們找到了 585 項研究，涵蓋 97,516 名在全身麻醉前或麻醉期間接受止吐藥物治療的病人資料。這些研究裡，在麻醉後更容易出現不適的病人，其中有 83% 是女性，而 88% 的病人正在服用鴉片類止痛藥。大多數研究是在亞洲、歐洲或北美進行的。

這些研究是計算手術後 24 小時內有多少病人嘔吐，或是計算有被記錄的不良反應事件數量，或者同時評估這兩種情況。大多數研究將藥物（單獨使用或合併使用）與安慰劑治療進行了比較。

我們採用一種稱為網路統合分析的數學方法，對所有止吐藥物進行了相互比較。

與安慰劑治療相比，使用單一藥物的情況下，28 種中有 10 種，使用多種藥物組合的情況下，36 種中有 29 種，可防止病人在手術後的 24 小時內出現噁心症狀（282 項研究）。合併使用多種止吐藥物通常比單獨使用單一藥物效果更好。然而，單獨使用 aprepitant、casopitant、fosaprepitant 的效果與大多數多種藥物組合的效果一樣好。在所有藥物排名中，效果最好的單一藥物是 fosaprepitant，其次是 casopitant、aprepitant、 ramosetron、granisetron、dexamethasone、tropisetron、ondansetron、dolasetron 及 droperidol。

我們有信心，aprepitant、ramosetron、granisetron、dexamethasone 及 ondansetron 可以預防病人嘔吐。我們對 fosaprepitant 和 droperidol 的療效有一定信心，但隨著更多證據的出現，這個結論可能會改變。我們不確定 casopitant、tropisetron 及 dolasetron 的療效如何。

並非所有研究都有觀察嚴重的、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我們尚不確定服用止吐藥後紀錄了多少此類副作用，以及與安慰劑相比，嚴重、危及生命的副作用的發生率是否相似或減少（28 項研究）。

在預防疾病方面有最可靠證據證明療效最好的藥物中，granisetron 和 ondansetron 與安慰劑相比，在不良反應的發生方面可能沒有區別，而 dexamethasone 和 droperidol 可能比安慰劑引起的不良反應更少。我們尚不確定 aprepitant 和 ramosetron 的不良反應（61 項研究）。我們沒有找到任何關於 fosaprepitant 不良反應的研究。

我們對其他止吐藥的不良反應不太有信心，因為我們很少找到這方面的可靠證據。當獲得更多證據時，我們關於不良反應的研究結果可能會有所改變。

我們發現，對於高風險族群，一些止吐藥可以有效防止病人在全身麻醉後出現嘔吐。有可靠證據支持的最佳止吐藥是 aprepitant、ramosetron、granisetron、dexamethasone 及 ondansetron，其次是 fosaprepitant 和 droperidol.。

然而，我們沒有找到足夠的可靠證據來證明這些藥物可能存在的不良反應，因此無法根據其耐受性對這些藥物進行可靠的排名。

- 如果受損的牙齒以「大塊填充物」（一次性填充一大層）或標準複合樹脂材料（分次多層填充）進行填充，這兩種填充材料的失敗率可能幾乎沒有差別。

- 較早期的證據發現，牙科汞合金（銀色填補材料）相較於複合樹脂材料（RBC），其材料失效的情況可能較少。但這結論是基於較早的研究。現代的樹脂填充材料更好，牙醫使用它們的經驗累積更多，故障率也可能更低。

有時牙齒組織會受損，牙齒上可能會形成洞（蛀牙）。蛀牙是由牙齒腐爛引起的，如果人們養成良好的口腔衛生習慣並限量攝取含糖食物和飲料，蛀牙基本上是一種可以預防的疾病。

當蛀牙造成恆牙損傷時，牙醫可能會使用填充物來修復齲洞以恢復牙齒的形狀和功能。

傳統上，蛀牙通常使用牙科汞合金進行填補。這種銀色的填充材料（主要由錫、銀和銅製成，並與液態汞混合）成本低廉且容易使用。但現在人們已經知道，汞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危害。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各方達成一致，減少（或停止）使用汞，包括在牙科填充物中做使用。其他可在單次診療完成的無汞填充材料包括：

- 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標準白色或牙色材質，分層或大塊填充。

- 玻璃離子體黏合劑：有時用作臨時填充物，但在某些情況下強度不夠，因此不適合用於牙齒的咀嚼面。

- 樹脂改質玻璃離子黏合劑：一種混合型玻璃離子黏合劑，強度高於一般玻璃離子黏合劑，但強度不如樹脂基複合填充物。

- 複合樹脂：樹脂改質玻璃離子黏合劑的替代品，但比起玻璃離子黏合劑更類似樹脂基複合填充物。

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樹脂改質玻璃離子黏合劑和複合樹脂都使用黏合劑系統將材料固定在牙齒上，需要光固化才能將材料硬化。玻璃離子黏合劑並不需要黏合劑系統。

我們想了解：

- 比較不同填充材料在減少牙齒脫落（因為牙齒填充物失敗）、失敗（填充物未能達到預期效果）、持久度以及術後牙齒敏感度方面的益處。

- 一種填充材料是否比另一種更具成本效益。

我們檢索了用於恆牙填充材料的系統性文獻回顧。這些文獻從已發表的研究中收集治療的所有可用證據並分析其結果。我們彙整了這些回顧的結果，並根據其研究方法、研究規模等因素，評估這些回顧所報告證據的可信度。

我們也查詢了有關這些填充材料成本效益的經濟研究。

我們找到了 14 篇文獻回顧，共包含 57 項研究。這些研究於 1980 年至 2023 年間展開；其中一項研究進行了 10 年的後續追蹤，但總體而言，追蹤時間要短得多。有些文獻回顧沒有報告我們需要的關鍵結果，而有時同一項研究被納入多篇文獻回顧。我們優先考慮了六項文獻回顧的證據，共包含了 25 項不同的研究。

我們找到了七篇關於成本效益的研究。

我們沒有找到任何關於牙齒脫落或填充物持久度長短的證據。

- 雖然銀汞合金填充物可能比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導致的失敗率更低（8 項研究，3,486 個填充物），但這些研究始於 1990 年代後期。自那時以來，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以及牙醫使用此材料的經驗都得到了改善。如今，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失敗的可能性為 5%（而早期的研究中為 15%）。這意味著，過去比較汞合金和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的證據在現代環境中相對過時。

- 在降低填充物失敗方面，大塊填充和標準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 (多次填充) 之間可能沒有區別（7 項研究，511 個填充物）。大多數人使用這兩種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後可能不會出現牙齒敏感症狀（5 項研究，510 個填充）。

- 標準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和玻璃離子黏合劑在減少失敗率（1 項研究，60 個填充物）或牙齒敏感性（4 項研究，311 個填充物）方面可能沒有區別。與玻璃離子黏合劑相比，樹脂改質玻璃離子黏合劑的失敗率可能更低（1 項研究，50 或 38 個填充物）。我們找到了幾篇將玻璃離子黏合劑與銀汞合金和複合樹脂進行比較的文獻回顧，但這些回顧並沒有報告填充失敗或術後牙齒敏感症狀。

- 大多數經濟研究都沒有對任何填充材料的成本效益得出總結。一項經濟研究發現，銀汞合金填充物可能比複合樹脂材料填充物更持久、更具成本效益，但這是基於一項較早的研究（1990 年代後期）。

大多數的文獻回顧未能達到最高標準。我們判斷只有兩篇文獻回顧較為嚴謹。然而，即使納入不同的研究，評論大多也報告了非常相似的結果。

我們對包括玻璃離子黏合劑和樹脂改質玻璃離子黏合劑在內的證據不太有信心，因為研究規模通常較小，參與者較少。

證據檢索日期更新至 2025 年 4 月。

• 比起純化人類停經後促性腺激素（HMG）或高純度人類停經後促性腺激素（HP-HMG），重組濾泡刺激素（Recombinant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rFSH）的活產率可能稍低。但與生物相似藥品（人造促性腺激素）相比，可能提高活產率。rFSH 與高純度濾泡刺激素 (FSH-HP) 或 follitropin delta 對活產率的影響可能幾乎相同。與 HMG/HP-HMG 相比，使用 rFSH 臨床懷孕率較低；但與生物相似藥品相比，可能較高。使用 rFSH 的臨床懷孕率與 FSH-HP 和 follitropin delta 可能幾乎相同。

• 比起 HMG/HP-HMG 和 follitropin delta ， rFSH 可能引起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 (OHSS) 的機率更高，但與 FSH-HP 和生物類似藥相比，可能幾乎沒有差異。

• 未來的研究應著眼於冷凍胚胎，並多次研究冷凍胚胎移植週期，再判讀累積之結果，以更全面了解療效。制定預防和控制 OHSS 的策略應為首要目標。

體外受精（IVF）是一種生育治療。卵巢刺激療法可以幫助卵巢產生更多卵子，這些卵子被收集起來，受精後，再移植回體內。包括促性腺激素，有多種激素可用來刺激卵巢：

• 純化（HMG）和高純度人類停經期促性腺激素（HP-HMG）；

• 純化濾泡刺激素（FSH-P）或高純度濾泡刺激素（FSH-HP）；

• 重組濾泡刺激素（rFSH）誕生於實驗室中，目的是獲得更高純度的激素；

• follitropin delta 是為了依據不同使用者發揮作用而研發；

• 「生物相似藥」的生產目的是有望以更低的成本產生與 rFSH 相似之成效。

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 (OHSS) 是體外受精的不良反應，甚至可能演變為嚴重不良反應，表現為卵巢腫脹，液體滲漏到腹腔內。

本文獻想探討何種促性腺激素能提高活產機率，減少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發生，並促成更多經超音波確認的「臨床」懷孕。

本回顧搜索的研究，內容為比較兩種促性腺激素如何影響接受體外受精之女性。研究可以使用新鮮或冷凍胚胎。

我們採納了 59 項研究，研究對象為 18,119 名在一間診所接受生育治療的女性。

• 與 HMG/HP-HMG 相比，rFSH 可能導致活產率下降。如果使用 HMG/HP-HMG 的活產率為 28%，rFSH 的活產率則為 22% 到 27%。

• 與 HMG/HP-HMG 相比，使用 rFSH 引發 OHSS 的風險可能更高。如果使用 HMG/HP-HMG 引發 OHSS 的風險為 2.6%，則使用 rFSH 引發 OHSS 的風險為 2.9% 到 4.7% 。

• 與 HMG/HP-HMG 相比，使用 rFSH 可能導致臨床懷孕率下降。

• rFSH 的活產率和 FSH-HP 可能幾乎沒有差別。如果使用 FSH-HP 的活產率為 27%，則使用 rFSH 的活產率為 24% 到 31%。

• rFSH 引發 OHSS 的機率與 FSH-HP 可能幾乎相同。如果 FSH-HP 引發 OHSS 的風險為 2.5%，則 rFSH 引發 OHSS 的風險為 1.7% 到 3.8%。

• rFSH 的臨床懷孕率和 FSH-HP 可能幾乎相同。

• rFSH 的活產率和 follitropin delta 可能幾乎相同。如果使用 follitropin delta 的活產率為 29%，則使用 rFSH 的活產率為 24% 到 30%。

• 使用 rFSH 可能增加 OHSS的發生率。如果 follitropin delta 引發 OHSS 的風險為 4.4%，則 rFSH 引起 OHSS 的風險為 5.1% 到 9.2%。

• rFSH 的臨床懷孕率和 follitropin delta 可能幾乎相同。

• 與生物相似藥相比，使用 rFSH 的活產率可能更高。如果使用生物相似藥的活產率為 23%，則使用 rFSH 的活產率為 25% 到 32%。

• rFSH 引發 OHSS 的機率與生物相似藥可能幾乎相同。如果生物相似藥引發 OHSS 的機率為 9.6%，則 rFSH 引起 OHSS 的機率在 5.7% 到 10% 之間。

• 比起生物相似藥，使用 rFSH 的臨床懷孕率可能更高。

結果主要反映移植新鮮胚胎的體外受精週期，因此冷凍胚胎移植的結果可能有所不同。許多研究由生產相關激素的製藥公司贊助，因此可能影響研究結果。此外，儘管我們使用研究完整性檢核表排除了一些研究，但對於其中數項研究所提供資料的可信度，我們仍有一些疑慮。

本文更新了於 2011 年發表的文獻回顧。證據截至 2025 年 3 月。

我們的目標是要了解，對於已經持續服用六個月以上抗憂鬱藥物的憂鬱或焦慮病人，停藥是否有效且安全。

我們比較了長期抗憂鬱藥物停用與持續治療的不同做法。我們檢視了其效益（例如成功停藥率）與潛在危害，如憂鬱或焦慮症狀再度出現（復發）、副作用，以及停藥症狀（亦即病人在停止抗憂鬱藥物時所經歷的症狀）。

抗憂鬱藥物廣泛應用於憂鬱症與焦慮症的治療。治療指引建議，抗憂鬱藥物在病人症狀改善後應至少持續使用六個月；若病人曾歷經兩次或以上的憂鬱發作，則建議至少持續兩年。然而，許多病人服用抗憂鬱藥物的時間遠超過此建議期間，而由於藥物可能引起不良副作用，長期使用可能使病人承受的風險超過其潛在效益。

我們的文獻檢索截至 2020 年 1 月，共找到 33 篇研究，納入 4,995 名成年參與者。這些研究中的大多數參與者具有復發性憂鬱（停用抗憂鬱藥物前曾經歷兩次或以上的憂鬱發作），且大多數受試者來自專門的精神健康照護機構。在 13 項研究中，抗憂鬱藥物採用突然停藥；18 項研究中則採用數週逐漸減量（「緩降法」）；4 項研究同時提供心理治療支持；另有 1 項研究透過寄送給家庭醫師的信函，附帶減量指導，促使病人停藥。大多數逐漸減量方案的持續時間為四週或更短。

我們發現極低確定性證據顯示，突然停藥可能增加復發風險；而關於其對副作用發生率的影響，與持續使用抗憂鬱藥物相比，證據仍不足。

我們發現極低確定性證據顯示，採用數週逐漸減量（緩降法）可能增加症狀復發的風險，且與持續使用抗憂鬱藥物相比，對副作用的影響可能很小甚至沒有明顯差異。

我們發現極低至低確定性證據顯示，將抗憂鬱藥物停用與提供預防性認知治療（preventive cognitive therapy, PCT）或正念認知治療（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相結合，對逐漸減量組中 40% 至 75% 的參與者是可行的，且在復發率的影響上可能與其他方式無顯著差異。

我們發現低確定性證據顯示，寄送給家庭醫師的提示信及減量指導，可能對停用抗憂鬱藥物的人數沒有明顯影響。

由於大多數研究未評估此項，對於突然或逐漸停用抗憂鬱藥物後的停藥症狀，我們無法得出結論。

所有研究均未採用超過數週的極慢減量方案、未使用可逐漸減量的液態抗憂鬱藥物，亦未使用減量條（以允許以極低劑量進行減量）。

所有納入的研究均未探討停藥與提供支持性治療（如線上支持或自助療法）相結合的情況。。

整體而言，證據確定性為低至極低。這表示我們對結果的信心有限或很低，且新的研究很可能改變我們的結論。對證據確定性評估的主要原因是，試驗未能區分憂鬱復發症狀與停藥症狀。此外，大多數研究未採用減量或採用極「快速」減量方案（四週或更短），且幾乎所有研究的參與者均為復發性憂鬱病人（超過兩次發作）。

我們發現僅有少數研究探討長期抗憂鬱藥物的停用。我們無法確定迄今研究的長期抗憂鬱藥物停用方法，對復發性憂鬱病人是否有效且安全。病人在考慮停用抗憂鬱藥物時，應與醫師討論。

未來的研究應納入基礎照護中的病人，包括僅有一次或無憂鬱發作經驗者、年長者，以及使用抗憂鬱藥物治療焦慮的病人。研究應採用緩慢減量的方式停用抗憂鬱藥物，並注意區分停藥症狀與復發症狀。

產前照護是全球提供給孕婦最重要的醫療保健服務之一。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孕期照護傳統上通常依照既定時程，由孕婦在醫院或診所與助產師、產科醫師或一般科醫師（GP）進行一對一產檢。另一種產前照護方式，是採用團體模式，而非一對一模式。美國已發展出一套稱為「CenteringPregnancy」的團體產前照護模式。由助產師或產科醫師為每組 8 至 12 名妊娠週數相近的孕婦提供照護。各組會在孕期原定的例行產檢時段聚會 8 至 10 次，每次 90 至 120 分鐘。所有產前照護均以團體方式進行，將例行的孕期健康評估與資訊提供、健康教育及同儕支持整合在一起。

我們進行了一項系統性文獻回顧，納入比較團體產前照護與傳統個別產前照護的試驗，評估兩者對孕婦及其嬰兒的心理社會、生理、產程與生產結果，以及照護提供者滿意度的影響。本回顧納入四項隨機對照試驗，共 2,350 名孕婦：兩項於美國進行，瑞典和伊朗各一項。在早產、嬰兒出生體重或嬰兒死亡等重要妊娠結果方面，接受團體產前照護與一對一照護的孕婦並無差異。接受團體產前照護的孕婦，開始母乳哺育的可能性並不高於接受標準照護者。在一項試驗中，接受團體產前照護的孕婦對照護的滿意度，與接受個別照護者相近。

各試驗之間存在重大差異。其中一項試驗以 14 至 25 歲的年輕女性為對象。該研究場域中有許多經濟資源有限的非裔美國女性。其主要目的在於減少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相關高風險行為及性傳染病感染。另一項試驗主要探討軍事情境下的家庭準備情況，另有一項著重於女性的照護滿意度及照護過程中的情緒。

由於納入研究數量及參與女性人數有限，且其中一項研究就占了全部受試女性的 42%，因此本篇文獻回顧的證據受到限制。仍需更多研究，以確定團體產前照護是否能帶來顯著效益。

• 在精神科病房住院期間提供戒菸諮詢加上尼古丁替代療法（以比吸菸更安全的方式提供尼古丁，幫助減少對尼古丁的渴求及戒斷症狀），並於出院後持續提供支持，相較於一般照護，可能有助於更多人在六個月後成功戒除菸草。

• 目前缺乏足夠證據來評估其他於精神科住院場域開始實施之戒菸介入措施的效果。未來需要更多設計更嚴謹的研究以評估不同戒菸介入方式的有效性，尤其是藥物介入措施。

精神疾病病人因可預防的身體疾病 (如心血管疾病、呼吸道及肺部疾病、糖尿病與癌症) 而死亡的風險較高，其平均壽命比一般人短 15 至 20 年。吸菸是造成這些疾病的主要成因之一。精神病住院病人的吸菸率高於一般人口，且儘管有戒菸意願，其戒菸成功率仍相對較低。許多醫院已實施無菸政策，因此是向精神疾病病人提供戒菸介入計畫的理想場域。

本研究旨在了解於精神科住院治療期間開始實施的戒菸介入措施，是否能幫助病人戒菸，以及何種介入措施最為有效。我們特別關注六個月後仍成功維持戒菸的人數，以及是否發生任何嚴重不良事件（如死亡或危及生命的事件）。

我們搜尋了探討精神科病房內戒菸介入措施的研究，這些研究將介入措施與常規照護、等待治療或安慰劑進行比較。納入對象可為任何精神疾病診斷病人，但須為 18 歲以上之成年吸菸者。

我們彙整納入研究的結果，並根據研究方法與研究規模等因素評估證據的可信度。

我們納入了 10 項研究，共包含 2,262 名入住急性精神科病房或長期精神科病房的受試者。大多數研究納入不同精神疾病診斷的病人 (例如情緒障礙、焦慮障礙及思覺失調症), 而其中三項研究僅納入思覺失調症或思覺失調症相關障礙病人。這些研究於五個國家進行 (澳洲、美國、台灣、以色列及伊朗)。

這些戒菸介入方案包括：

• 戒菸諮商合併尼古丁替代療法，並於出院後持續提供戒菸支持 (與常規照護相比)。

• 團體行為戒菸減量方案（提供不使用藥物的心理支持）相較於列入等候名單（等待接受介入）。

• 戒菸藥物介入，包括安非他酮 (與安慰劑比較) 及金雀花鹼 (與尼古丁替代療法比較)。

• 不同類型和劑量之尼古丁替代療法的比較。

相較於常規照護，戒菸諮商合併尼古丁替代療法及出院後持續支持措施 (5 項研究，共 1,611 人):

• 可能使出院六個月後仍維持戒菸者的人數增加，每 100 人約增加 6 人；

• 可能降低死亡人數(每 100 人可能減少 1 例死亡)，但此結果的可信度非常有限。

本研究結果是基於數量有限的研究，且證據可信度較低。由於研究中死亡事件非常少，因此我們對死亡結果的證據確定性非常低。

過去研究顯示戒菸藥物（例如伐尼克蘭）對社區中的精神疾病病人有效，但我們未發現任何研究評估其於精神科住院病房中的使用效果。

本篇文獻更新至 2026 年 2 月 10 日。

• 能幫助人體免疫系統辨識並攻擊癌細胞的藥物，可使接受最常見肺癌類型手術的 65 歲及以上病人腫瘤縮小，且可能延緩癌症復發。然而，這類藥物可能不會延長病人的整體壽命。

• 我們目前仍缺乏足夠證據判斷其帶來的效益是否大於可能造成的傷害，而且沒有任何研究評估病人的整體福祉。

約 85% 的肺癌病人罹患的是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此癌症最常見於老年人，平均診斷年齡為 71 歲。如果癌症尚未擴散至肺部以外，且病人身體狀況適合接受手術時，可透過手術將腫瘤切除。然而，即使接受治療，癌症仍可能復發，且最終約有 30% 至 55% 的病人死於此疾病。為了降低癌症復發的風險，可以合併使用不同的治療方式。

近年來，隨著可幫助人體免疫系統辨識並攻擊癌細胞的藥物（免疫治療）的發現，肺癌的治療方式已有重大進展。免疫治療可與殺死癌細胞的藥物（化學治療）搭配使用。無論是在手術前、手術後，或手術前後皆給予免疫治療，都可提高癌症治癒的機會，並有助於延緩癌症復發。

老化過程會影響免疫系統，降低其對抗癌症的能力，這稱為免疫老化（immunosenescence）。老年人群非常多樣化，因此每位病人都需要接受仔細評估，不能僅依年齡決定最適合的治療方式。我們想了解，儘管存在免疫老化，免疫治療是否仍能有效治療 65 歲及以上病人的肺癌、延長存活時間，並且不會增加治療的不良反應。

我們搜尋了高品質研究，這些研究評估了免疫治療（單獨使用或與化學治療合併使用）在手術前、手術後或手術前後皆接受治療的情況下，對 65 歲以上人群的效果。我們總結了這些研究的結果，並根據研究執行方式、納入人數等標準，評估我們對證據的信心程度。

我們找到 11 項研究，共納入 3,152 名 65 歲及以上罹患非小細胞肺癌的病人。這些研究比較了單獨使用免疫治療或免疫治療合併化學治療，與安慰劑（即模擬或「假」治療）或不接受治療的效果；對照組可能有接受化學治療，也可能沒有接受化學治療。治療方式可能是在手術前單獨給予、手術後單獨給予，或是在手術前後皆給予。

免疫治療可減少手術時發現的腫瘤量，且可能延緩癌症復發。對於整體存活期，免疫治療則可能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影響。目前尚無足夠的證據判定免疫治療對潛在危害的影響，也沒有任何研究評估病人的整體福祉。

我們對大部分證據確定性的信心為中等，因為研究執行方式存在一些疑慮。此外，仍需要更完整且長期的資料，以更準確估計病人存活期可能延長的程度。至於治療可能造成的不良反應，我們對相關證據確定性的信心非常有限，因為僅有一項研究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本文獻證據更新至 2025 年 7 月 3 日。

一些傳染病透過咳嗽和打噴嚏產生的飛沫傳播，這些飛沫傳播容易感染接觸受污染皮膚或表面的人。用肥皂和水洗手可以防止這些疾病傳播。沒有肥皂的人可能會使用其他材料，例如灰燼、泥土、有水或無水的土壤，或者單獨使用水來清潔雙手。使用灰燼（煤爐和火爐中的固體殘留物）進行手部清潔可能擦去或不活化細菌或病毒的作用。然而，灰燼中的化學物質也會損害皮膚。

如果灰燼是一種有效的洗手液，它可以減少冠狀病毒 (COVID-19) 和其他傳染病在肥皂不廣泛使用的低收入地區的傳播。

我們想知道，與使用肥皂、水、泥土或土壤或不清潔雙手的人相比，使用灰燼進行手部清潔的人是否更容易感染傳染病。我們還想知道使用灰燼是否會導致不良影響，例如手痛或​​皮疹。

我們搜尋了研究調查使用灰燼成份洗手與只用肥皂，泥，土壤，水或不洗手相比。為了回答我們的問題，研究可以包括成人和兒童，並且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

COVID-19 正在迅速傳播，因此我們需要快速回答這個問題。這代表著我們縮短了常規Cochrane 審查流程的一些步驟。我們找不到五篇可能相關研究的全文，也無法聯繫研究作者以獲取其他數據。儘管我們搜索了幾個資料庫，但我們可能還是可能遺漏了一些研究。我們計劃在未來版本的評論中能包含所有相關的訊息。

我們確定了14篇用灰燼清潔手部的研究。只有一篇小型研究使用隨機對照研究方法，比較了選擇使用煙灰或肥皂或其他材料的研究（隨機研究提供最好的證據）這些研究包括所有年齡層的人，主要收案地點在低收入的農村社區。六篇研究提供了有助於回答我們問題的訊息。

一篇研究調查了曾因腹瀉入院的兒童與沒有入院的兒童的比較。研究作者查看了孩子們家裡的洗手區，看看他們是如何洗手的。他們發現使用灰燼進行手部清潔的家庭與使用肥皂的家庭為腹瀉兒童住院的次數相似。

另一項研究調查了有異常陰道​​瘙癢或分泌物的女性是否比沒有出現此類症狀的女性更容易用灰燼清潔雙手。他們發現使用灰燼和水進行手部清潔的女性與使用肥皂的女性一樣容易出現陰道瘙癢或分泌物。

四篇研究測量了使用灰燼、肥皂、水、泥或不洗手後手上的細菌。我們不確定灰燼與其他用於手部清潔的材料相比對人們手上細菌的影響，因為這些研究使用了不可靠的方法，而且結果尚不清楚。

沒有一篇研究提供有關傳染病嚴重程度的信息，例如人們是否一直使用灰燼或其他材料、死亡人數或因用灰燼洗手造成的不良影響。

我們對證據的確定性（信心）有限，因為我們發現的研究很少；我們確實發現的那些方法不可靠，參與者種類繁多，而且我們發現的所有研究都沒有可靠地檢查參與者是否感染。

我們不確定與用肥皂、水、泥土、土壤或不洗手相比，用灰燼洗手是否能阻止或減少病毒或細菌感染的傳播我們不知道用灰燼行手部清潔是否會導致不良影響。

目前的證據收錄截至2020年3月26日。

背景
癌症病人通常會接受密集治療，以期達到治癒疾病的目標。而這些治療包括手術、化學治療及化學放射治療，且大多合併使用。這些治療可能會引起些許副作用，例如使病人體能下降、更容易疲倦，因此降低生活品質。不過，如果這些癌症病人在治療期間進行運動訓練，這些副作用是可以預防，或至少減輕的。過去，癌症病人通常被建議要多休息，但現今的建議是盡可能保持身體活動。

文獻回顧問題
接受癌症手術的成年病人中，運動訓練與一般照護相比，對體能、安全性、生活品質、疲勞及臨床結果有何影響？

主要研究結果
我們納入了 11 項於 2018 年 10 月前發表的研究，共記 1,067 名參與者。其中大多數參與者（73%）接受的是乳癌治療。實驗過程中，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兩組：接受運動訓練計畫或一般照護（不接受運動訓練）。納入的研究結果顯示，運動訓練對癌症病人體能的改善幾乎沒有或沒有任何影響。但由於病人對於癌症治療的不良反應發生率較低，可知總體而言，治療期間進行運動訓練是相當安全的。雖然運動訓練對生活品質的改善幾乎沒有影響，卻有助於減輕病人的疲勞感。至於運動習慣是否能幫助術後恢復，目前仍沒有研究報告這項結果，因此尚未有定論。

證據品質
證據的總體水準在中等至低。主要原因是研究數量和受試者較少，以及研究方法較為不嚴謹。

研究結論
建議讀者謹慎解讀本文獻的結論，因為其所納入證據的整體品質偏低。此外，納入研究之間存在相當大的異質性，包括癌症類型、治療方式、運動介入措施及結果測量方法皆有所不同。我們僅有中等確定性證據顯示，在術後接受輔助治療（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期間進行運動訓練，可減輕病人在治療期間所產生的疲勞。

這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因此仍需更多證據以協助我們了解運動是否能使接受癌症治療的病人獲益。未來研究也應聚焦在於手術前接受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稱為新輔助治療）的癌症病人，以釐清術前進行運動訓練是否具有重要性。

• 如果生物製劑或標靶合成疾病修飾抗風濕藥物（b/ts DMARD，一種可阻止或減緩疾病進展的藥物）治療無效，仍有數種藥物可以幫助改善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症狀。

• 我們尚不確定這些藥物與安慰劑（假治療）或彼此相比，在不良反應方面有何差異。

• 需要更多直接對藥物進行比較的研究，以了解哪一種藥物更好。治療選擇應考量個體的健康因素和偏好。

類風溼性關節炎是一種原本身體免疫系統應該要對抗感染，但卻誤攻擊關節的疾病，造成關節疼痛、腫脹、僵硬和失能。類風溼性關節炎是一種長期病症，而接受治療有助於控制症狀和減緩造成的傷害。

類風濕性關節炎通常使用疾病修飾抗風濕藥物 (DMARDs) 來治療，這類藥物能控制導致症狀的發炎情形，並預防關節受損。DMARDs 有多種類型:標靶合成抗風濕病藥物 (ts DMARDs) 是將攻擊目標鎖定在特定細胞或是蛋白質上以發揮作用；生物製劑 (b DMARDs) 也是將目標鎖定在特定細胞或蛋白質，但這類藥物是從活體生物製成的。另外，傳統的合成 DMARDs 則會影響整個免疫系統，而不是只影響特定部份而已。

我們想探討在患有類風溼性關節炎但使用生物製劑或標靶合成抗風濕病藥物 (b/ts DMARD) 失敗的成人中，DMARDs 的效用。這是一篇持續更新的文獻回顧，由於醫學領域不斷成長與變化，我們希望此文獻能反映最新證據。

我們搜尋了患有類風溼性關節炎但使用生物製劑或標靶合成抗風濕病藥物 (b/ts DMARD) 失敗的成人使用 DMARDs 後之效用的研究，

探討現有的 DMARDs 如何緩解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症狀，包括疼痛、關節腫脹，和關節活動的問題。我們使用美國風濕病學會 50% 改善標準（ACR50）來衡量這項結果。ACR50 療效反應意旨類風濕藥物是有效的，而且其症狀至少改善了一半。我們還探討了任何可能會造成病人停用藥物的不良反應。

我們比較並彙整各研究的結果，並根據研究方法與樣本數等因素，評估證據的可信度。

我們找出 19 篇研究，共有 4,779 位曾試過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 (一種 bDMARD) 但症狀沒有改善的類風溼性關節炎病人。這些研究中的病人大多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49 到 58 歲，患有類風溼性關節炎的平均時間為 6 到 14 年。研究在全球進行，包括北美、歐洲和亞洲。其中 9 項研究受到藥廠贊助，而其他 10 項研究則由國家研究基金資助。

有許多藥物可以減輕對 b/ts DMARDs 治療無效的類風溼性關節炎病人的症狀:

• 另一種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2 項研究；343 人）；

• sarilumab (1 項研究探討，共 365 人參與)；

• tocilizumab 4 mg/kg (1 項研究探討，共 319 人參與)；

• tocilizumab 8 mg/kg (1 項研究探討，共 328 人參與)；

• 靜脈注射 abatacept (2 項研究探討，共 665 人參與)；

• rituximab (1 項研究探討，共 499 人參與)；

• upadacitinib (1 項研究探討，共 333 人參與)；

• tofacitinib (1 項研究探討，共 263 人參與)；

• 高劑量 baricitinib(1 項研究探討，共 353 人參與)。

我們不確定這些藥物和安慰劑的差異或造成的不良反應，因為其研究結果的證據品質都比較低。

我們對證據的信心程度從高到低都有。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對證據的信心有限，這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研究來確定結果。當我們搜尋研究來納入文獻回顧時，我們發現現有證據有一些缺口、不足，具體來說，我們發現直接對藥物間進行比較的研究較少，而比較藥物和安慰劑的研究相對多。未來需要更多直接比較藥物效果的研究，以幫助我們了解哪一種藥物可能是最佳選擇。

本文獻的證據目前更新至 2025 年 11 月 28 日。由於這是一篇持續更新的文獻回顧 (living systematic review, LSR)，我們會每年檢視來確保文獻結果反映新的證據。

• 與不進行任何體能活動相比，任何形式的體能活動可能有助於肥胖兒童稍微降低其 BMI（「身體質量指數」，用於評估一個人的體重是否處於健康範圍），但也可能導致明顯更多的輕微不良事件；然而，我們對這些結果仍非常不確定。

• 我們尚不清楚，與不進行體能活動或採用其他類型或不同強度的體能活動相比，體能活動是否會影響肥胖兒童的體重、體脂肪百分比、身心健康狀況以及血糖水平。我們也不清楚體能活動是否會影響嚴重不良事件的發生數量。

• 我們需要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且品質更高的研究，才能更確定體能活動對肥胖兒童的影響。

肥胖是指一個人體內累積過多脂肪的狀態。自 1975 年以來，全球兒童（0 至 9 歲）的肥胖率已大幅增加。到 2050 年，全球可能有超過 3 億名兒童與青少年（10 至 19 歲）正面臨肥胖問題。

肥胖兒童在日後較有可能罹患各種健康問題，例如心臟病、中風、第二型糖尿病、某些癌症、肝臟疾病、氣喘、關節與肌肉問題，以及感染性疾病。兒童肥胖也與較高的焦慮症和憂鬱症發生率有關。

減重是降低肥胖所帶來健康風險的最佳方法。對於兒童而言，減重通常透過生活型態改變來達成，例如增加體能活動（如跑跳遊戲，或鼓勵身體活動的互動式電子遊戲，有時稱為「運動電玩」〔exergaming〕）以及食用更健康的食物。

我們希望了解，與不進行任何體能活動相比，體能活動是否能幫助肥胖兒童：

• 降低其 BMI（「身體質量指數」，用於判斷一個人的體重是否處於健康範圍；計算方式為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平方，即 kg/m 2 ）或 BMI z 分數（表示一個人的 BMI 與同年齡、同性別群體相比的相對位置）；

• 減輕體重；

• 提升其身心健康狀況；

• 降低體脂肪百分比或改善脂肪在體內的分布情況；以及

• 降低血糖水平。

我們也希望了解，某一種類型或強度的體能活動是否比其他類型或強度更能帶來上述益處，以及這些體能活動計畫是否會產生任何不良影響。

我們搜尋了比較以下情況的研究：

• 不進行任何體能活動；

• 參與另一種類型或不同強度的體能活動。

研究中的兒童必須持續進行體能活動至少 12 週。我們對這些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和總結後，再根據其研究方法和參與者人數等因子進行證據可信度評估。

我們找到 4 項研究，共納入 517 名兒童。這些研究的規模都不大：樣本數最少的研究僅包含 59 名兒童，而最大的研究則包含 222 名兒童。參與研究的兒童中，略低於一半為女孩（46%）。他們的平均年齡為 9 歲。

在其中三項研究中，兒童進行體能活動的時間為 12 至 13 週；第四項研究的體能活動計畫則持續了 32 週。這些研究分別在三個國家進行：巴西 1 項、伊朗 1 項，以及美國 2 項。在美國的研究中，73% 的兒童為黑人。其他研究則未描述兒童的族裔背景。

• 四項研究皆將體能活動與不進行體能活動進行比較。

• 其中一項研究還比較了一種體能活動（運動電玩，exergaming）與另一種體能活動（游泳池運動）。

• 另一項研究則比較了相同體能活動進行 20 分鐘與 40 分鐘的效果差異。

與不進行任何體能活動相比，參與任何體能活動計畫的肥胖兒童可能：

• BMI 略有下降：體能活動組兒童的 BMI 平均比對照組低 1.52 kg/m 2 （2 項研究，共 118 名兒童）；

• 出現較多輕微不良事件：體能活動組兒童發生輕微不良事件的機率可能約為對照組的 3.5 倍（1 項研究，共 222 名兒童）。

然而，我們對這些結果非常不確定。

我們不清楚體能活動是否會影響兒童的：

• BMI z 分數；

• 體重；

• 身心健康狀況；

• 體脂肪百分比或脂肪在身體中的分布情況；

• 血糖水平；

• 發生嚴重不良事件的風險。

對於不同類型或不同強度的體能活動之間的比較，我們對其在各項研究指標上的影響都非常不確定。

我們對這些證據的信心有限，原因包括：

• 研究數量很少，且研究規模普遍較小；

• 所採用的體能活動類型差異很大；

• 研究對其方法與結果的報告品質不佳；

• 四項研究中有三項未完整報告所有研究結果。

當前證據截至 2025 年 12 月。

旅行管制措施是管制國際旅行以遏制COVID-19傳播的方法。措施包括：

- 封閉國際邊界，以阻止旅客在不同國家間移動；

- 限制出入某些國家，特別是感染程度高的國家；

- 出入境的旅客若有症狀或曾與感染者接觸，將進行篩檢或檢測；

- 隔離來自其他國家的新入境旅客，即要求旅客在家中或特定地點隔離一段時間。

我們想了解與旅行相關的管制措施在遏制COVID-19大流行方面的有效性。

我們檢索了關於這些措施對COVID-19傳播影響的研究。 研究必須呈現這些管制措施預防或檢測出了多少病例，或者它們是否改變了大流行的進程。這些研究可以包括任何年齡、任何地方的人群。 它們可以採用任何研究設計，包括使用“真實世界”資料（觀察性研究）或電腦模擬的假設資料（模型研究）。

這是我們對系統綜述的第一次更新。 此更新僅包括截至2020年11月13日止發布的COVID-19研究。

我們檢索到了62項研究。 大多數（49 項研究）是模型研究；只有13 項使用了真實的數據（觀察性研究）。 研究在世界各地並於大流行時期的不同時間點進行。 各國的COVID-19疫情嚴重程度各不相同。

大多數研究將目前的旅行相關管制措施和沒有旅行相關管制措施相比。 但是，一些模型研究也比較了目前的措施和可能的措施，例如，如果管制措施或多或少的鬆綁或結合其他措施會發生什麼。

我們將一些結果總結如下。

旅行限制—減少或停止跨境旅行（31項模型研究）

大多數研究顯示，減少或停止跨境旅行的旅行限制是有益的，但這種有益的影響範圍大小不一。此外，一些研究發現沒有效果。研究還預測，這些限制措施將推遲疫情爆發，但在不同的研究中，推遲的時間從1天到85天不等。

邊境篩檢（13項模型研究和13項觀察性研究）

這些研究評估了邊境的篩檢工作，包括對有症狀或可能接觸到COVID-19的人進行篩檢，或對旅行前或旅行後的人進行檢測。

關於對有症狀或可能暴露於COVID-19 的人群篩檢，模型研究發現，篩檢減少了輸入或輸出病例，延遲了疫情暴發。模型研究預測，1%至53%的病例將被檢測到。 觀察性研究顯示被檢測為感染者的比例範圍很廣，從0%到100%，大多數研究檢測到的病例不足54%。

關於檢測的篩檢，研究報告稱，檢測旅行者減少了輸入或輸出病例，以及確診病例。 觀察性研究顯示被檢測為感染者的比例從58%到90%不等。 這種變化可能是由於檢測時間的緣故。

隔離 （12項模型研究）

所有研究都表明，隔離可能是有益的，但在不同的研究中，這種影響的大小不一。例如，模型研究預測，隔離可能導致社區減少450到64000多例的感染。 效果的不同可能取決於人們被隔離的時間和他們遵守規則的程度。

邊境檢疫和篩檢（7項模型研究和4項觀察性研究）

對於邊境的檢疫和篩檢，大多數研究都發現了一些益處，但是這種影響的大小在不同研究中有所不同。 例如，觀察性研究顯示68%至92%的病例將被發現。效果上的差異可能取決於人們被隔離的時間長短以及他們在隔離期間接受檢測的頻率。

我們對這些結果的信心是有限的。大多數研究都基於數學預測（模型），因此我們缺乏現實生活中的證據。此外，我們對模型是否使用正確的假設沒有把握，因此我們對旅行的限制和檢疫相關證據的信心非常低。 一些研究以〝預印本〞的形式快速地在線上發表。預印本沒有經過已發表研究常規的嚴格審查，所以我們不確定它們的可靠性。 此外，這些研究彼此之間也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結果會根據每種旅行方式的規範措施（如：篩選方法的類型），如何實施和執行、跨境旅行的數量、社區傳播和其他遏止大流行的全國性措施類型而有所不同。

總體而言，國際旅行相關控制措施可能有助於限制COVID-19的跨境傳播。限制跨境旅行可能是一個有用的措施。僅對有症狀的旅行者進行邊境檢查，可能會漏掉許多病例；檢測可能更有效，但如果僅在入境時執行，可能還會遺漏案例。持續至少10天的隔離可以防止旅行者傳播COVID-19，並且如果與檢測等其他措施結合起來可能會更有效，特別是在人們遵守規則的情況下。

未來的研究需要得到更詳細的報導。 更多的研究應注重於真實世界的證據，並應評估與旅行有關的管制措施對個人和整個社會的潛在利益和風險。

自 1960 年代起，北美及大多數歐洲國家已逐步關閉大型精神病院，改設規模較小的地方醫院精神科單位。醫學界對於精神疾病病人應住院數月甚至數年，或僅需住院數週的看法，已經有所改變。隨著治療精神疾病藥物的問世，社區照護得以更加普及。因此，在發達國家中，醫院的住院時間相對較短，大型的精神病院或精神療養院幾乎都消失了。然而，由於病人沒有被制度化，或者因為疾病的原因和症狀沒有得到完全解決，所以短期的住院是否有益，仍然存在一些疑問。此外，情況更加複雜，因為有些病人住院時間雖短，但反覆且頻繁住院（即「旋轉門效應病人」）；相對地，也有一些病人儘管接受治療，仍需長期住院（即「新長期住院病人」）。

該文獻旨在確定多長的住院時間是最有幫助的，目前是基於 2012 年的檢索結果。本回顧納入 6 項隨機對照試驗，比較短期住院與長期住院或標準照護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各組在再次住院率、精神狀態、提前退出研究、死亡風險，以及失訪人數方面，皆未發現差異。在社會功能方面，統計學顯著差異顯示，支持短期住院治療。有限的資訊顯示，短期住院似乎不會促使病人出現反覆住院的「旋轉門」模式，也不會導致照護不連續或照護品質不佳。

這些結果可讓住院接受治療的精神疾病病人較為安心，因為接受短期住院（少於 28 天）者，與接受長期住院照護者相比，並不會更容易再次住院、突然離院，或在出院後與醫療照護服務失去聯繫。短期住院病人也更有可能在計畫出院時間內出院，並有更大的機會找到工作。對精神科醫師、政策制定者及醫療專業人員而言，重要的是知道短期住院並不會導致反覆住院的「旋轉門」模式，也不會造成照護品質不佳或照護不連續。

然而，這篇文獻的所有證據都被作者認為是低品質的。仍有必要進行更多大型、設計良好且報告完整的隨機試驗，重點評估死亡、自我傷害、傷害他人、就業、犯罪行為、精神狀態、對治療及照護服務的滿意度、無家可歸、社會或家庭關係，以及成本等重要結局。

本篇簡明摘要由使用者 Benjamin Gray 撰寫；Benjamin Gray 為 Rethink Mental Illness 的服務使用者及服務使用者專家。

問題 ：γ-胺基丁酸（GABA）受體致效劑是否能有效且安全地治療急性腦中風？

背景 ：γ-胺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GABA）受體致效劑是一類可能有助於在急性腦中風時保護腦部的藥物。此類藥物包括地西泮（diazepam）及氯美噻唑（chlormethiazole），數十年來一直作為傳統鎮靜劑使用，且在動物腦中風研究中顯示具有潛在益處。然而，GABA 受體致效劑的鎮靜作用，對急性腦中風病人而言，也可能帶來不利影響。

研究特徵 ：檢索截至 2018 年 5 月，共有 5 項符合納入標準的研究。研究將 3,838 名受試者（急性缺血性或出血性腦中風病人）隨機分派至各治療組，其中 3,758 名受試者納入分析。所有研究的整體品質均良好，且偏差風險皆低。其中 1 項研究評估地西泮用於急性腦中風的療效與安全性，共納入 849 名於腦中風發作後 12 小時內接受治療的受試者。另有 4 項研究評估氯美噻唑用於急性腦中風的療效與安全性，共納入 2,909 名於腦中風發作後 12 小時內接受治療的受試者，其中 95 名為出血性腦中風病人，並另行分析。

主要結論 ：所有 5 項試驗皆評估了治療後 3 個月的死亡率及依賴程度。無論是氯美噻唑組與安慰劑組，或地西泮組與安慰劑組相比，主要結果皆未達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氯美噻唑最常見的副作用為嗜睡及鼻腔刺激。

證據品質： 總結而言，中等確定性的證據不支持使用 GABA 受體致效劑治療急性腦中風病人。

• 在緩解症狀方面，尤斯泰金單抗 (ustekinumab) 的效果略優於安慰劑 (虛擬治療) 。 阿達木單抗 (Adalimumab) 合併免疫調節藥物、古塞奇尤單抗 (guselkumab) 及烏帕替尼 (upadacitinib)，相較於安慰劑可能具有輕度較佳的治療效果；相對而言，維得利珠單抗 (vedolizumab) 與那他珠單抗 (natalizumab) 的療效則可能僅略優於安慰劑。

• 在疾病緩解後 1 至 2 年內預防症狀復發（預防疾病再度活化）方面，阿達木單抗相較於安慰劑可能具有輕度較佳的療效。

• 在短期內（約一年），與安慰劑相比，烏帕替尼、尤斯泰金單抗和維得利珠單抗可能使因不良反應而中止治療的病人人數較少。根據現有證據，我們無法確定生物製劑長期使用所致的不良反應。

克隆氏症是一種終身（慢性）的發炎性疾病，可能影響腸道的任何部位。常見症狀包括血便（大便或糞便）、腹瀉、腹痛、發燒、體重減輕、疲勞等。克隆氏症病人出現臨床症狀時，表示疾病處於活動期；當臨床症狀獲得控制時，則表示疾病已進入緩解期。我們尚不清楚克隆氏症的確切成因，但它可能與基因、免疫系統功能失調、「有害」腸道細菌以及環境因素有關。目前克隆氏症尚無根治方法，但其臨床症狀通常可藉由藥物治療加以控制，包括類固醇、免疫調節藥物，必要時需透過手術治療。

約二十一世紀初，一類稱為「生物製劑」或「先進療法」的新型藥物問世，並開始廣泛應用於克隆氏症的治療。這些屬於新型且不同於傳統治療的治療方式，能較舊有治療更精準地作用於免疫系統的特定標的，因此被認為具有較佳的療效，且副作用較少。這些藥物可透過靜脈（靜脈注射）、皮下注射，或有時經口服的方式給藥。

我們想了解目前正在使用（或曾進行過測試）的所有生物製劑（針對免疫系統特定部位的藥物）或先進療法是否都能治療克隆氏症，這些療法是否會產生不良反應以及各治療間療效與安全性的比較。我們關注的重點在於某種藥物能否使症狀消失、改善症狀或讓腸道在結腸鏡檢查（對結腸內部進行的檢查）中呈現癒合狀態，以及這些藥物在短期（長達一至兩年）和長期（超過兩年）內是否會產生不良反應。

我們搜尋比較生物製劑與其他任何藥物治療或安慰劑（假治療）用於成人克隆氏症病人的研究。研究對象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他們罹患克隆氏症的時間長短不限，且在研究前可能曾使用任何治療克隆氏症的藥物。我們彙整了研究結果，並根據納入研究的設計與執行方式，評估對研究結果的證據可信程度。

我們納入 94 項研究，共計 27,476 名受試者，其中男性與女性人數大致相當。 大多數人的年齡在 30 至 40 歲之間，但年齡範圍從較年長的青少年到六十多歲的人都有。在誘導治療研究中，納入受試者的疾病嚴重程度為中度至重度。在維持治療研究中，部分受試者處於緩解狀態，部分受試者雖對先前治療有反應，但仍存在某些症狀。大多數誘導治療研究對受試者進行了三至六個月的追蹤觀察，而維持治療研究則進行了約一年的追蹤。

• 共納入 66 項誘導治療研究，包含 20,653 名受試者；另納入 22 項維持治療研究，包含 6,823 名受試者。

• 在緩解症狀方面，尤斯泰金單抗 (ustekinumab) 的效果略優於安慰劑 (虛擬治療) 。 阿達木單抗 (Adalimumab) 合併免疫調節藥物、古塞奇尤單抗 (guselkumab) 及烏帕替尼 (upadacitinib)，相較於安慰劑可能具有輕度較佳的治療效果；相對而言，維得利珠單抗 (vedolizumab) 與那他珠單抗 (natalizumab) 的療效則可能僅略優於安慰劑。瑞莎珠單抗（risankizumab）、B1695501（一種類似阿達木單抗的藥物）、英夫利昔單抗（infliximab）合併免疫調節藥物，以及非戈替尼（filgotinib）亦可能具有療效，但我們對其療效較不確定。

• 與安慰劑相比，我們尚不確定其他藥物是否有效。

• 在疾病緩解後 1 至 2 年內預防症狀復發（預防疾病再度活化）方面，阿達木單抗相較於安慰劑可能具有輕度較佳的療效。

• 在短期內（約一年），與安慰劑相比，烏帕替尼、尤斯泰金單抗和維得利珠單抗可能使因不良反應而中止治療的病人人數較少。其他藥物，例如瑞莎珠單抗（risankizumab）、賽妥珠單抗（certolizumab）及非戈替尼（filgotinib），其療效可能也與安慰劑相似，但我們對此結果的確定性較低。

• 根據現有證據，我們無法確定生物製劑長期使用所致的不良反應。

納入研究的受試者特徵差異甚大，例如：部分曾使用過生物製劑或先進療法，部分則未曾使用過；病情嚴重程度不同者；以及部分同時使用其他治療，部分則未同時使用。當不同研究中受試者的特徵不盡相同時，便難以確定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我們掌握的資訊主要圍繞臨床症狀，而來自大腸鏡檢查或顯微鏡檢查的資料則相當有限。納入的研究在執行方式及其所採用方法的品質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

此文獻回顧更新至 2025 年 6 月。

• 由於缺乏高品質且具充分效力的證據，目前仍無法明確判定大麻類藥物用於慢性神經病理性疼痛之臨床效益與潛在危害。

• 未來仍需納入樣本數較大、研究設計嚴謹的臨床試驗，並涵蓋罹患嚴重內科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腎臟疾病）及精神疾病的受試者，以更精確評估大麻類藥物治療慢性神經病理性疼痛之臨床效益與安全性。

什麼是神經病理性疼痛？

神經病理性疼痛（neuropathic pain）是因神經系統功能異常或受損所引起的疼痛，其病變可發生於中樞神經系統（腦與脊髓）或周邊神經系統（周邊神經）。此類疼痛與傷害性疼痛不同；傷害性疼痛是由組織受損（例如跌倒、割傷或退化性膝關節炎）所引發的疼痛訊號，經由功能正常的神經傳導至中樞神經系統而產生疼痛感受。

神經病理性疼痛如何治療？

神經病理性疼痛可採用多種不同類別的藥物進行治療。然而，目前可用的藥物僅能使少數神經病理性疼痛病人獲得足夠的疼痛緩解。

近年來，多種源自大麻植物的大麻類藥物（cannabis-based medicines）已被提出作為神經病理性疼痛的潛在治療選項。此類產品包括吸入型草本大麻（inhaled herbal cannabis），以及各種含有大麻活性成分的大麻素藥物，例如口腔噴劑、錠劑、乳膏與經皮貼片（transdermal patch）。其活性成分可直接萃取自大麻植物，亦可透過化學方法合成製備。

大麻素製劑依其成分可分為三類：以四氫大麻酚（tetrahydrocannabinol, THC）為主要成分者，THC 為大麻花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以大麻二酚（cannabidiol, CBD）為主要成分者，CBD 同樣為大麻花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以及同時含有 THC 與 CBD 且兩者比例相對均衡的複方製劑。

部分神經病理性疼痛病人表示，大麻素製劑能有效緩解其疼痛症狀。此類主張經常受到媒體報導與廣泛關注。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下問題：

• 1. 大麻花中的哪些活性成分（若有）可有效減輕神經病理性疼痛。

• 2. 大麻類藥物是否會導致任何不良反應或其他有害健康的影響。

我們搜尋比較不同類型大麻類藥物與安慰劑的臨床研究。所納入的大麻類藥物包括以四氫大麻酚（tetrahydrocannabinol, THC）為主要成分的製劑、以大麻二酚（cannabidiol, CBD）為主要成分的製劑，以及含有 THC 與 CBD 比例均衡的複方製劑；其對照組則接受不含活性成分的安慰劑。

我們比較並統整各項研究結果，並依據研究方法學品質、樣本數等因素評估證據的可信度。本研究針對以下三種介入方式進行分析比較：

• 以四氫大麻酚為主要成分的大麻類藥物與安慰劑之比較。

• 含有四氫大麻酚與大麻二酚比例均衡之大麻類藥物與安慰劑之比較。

• 以大麻二酚為主要成分的大麻素藥物與安慰劑之比較。

我們共納入 21 項研究，涵蓋 2,187 名罹患不同類型神經病理性疼痛的受試者。這些研究分別於亞洲、歐洲及北美進行。納入研究的樣本數介於 18 至 339 名受試者之間，其中最小規模研究納入 18 人，最大規模研究納入 339 人。受試者的平均年齡介於 34 至 70 歲之間。各研究中女性受試者所占比例介於 0% 至 90% 之間。各項研究的追蹤期間介於 2 至 26 週。共有 14 項研究（約占三分之二）由製藥公司提供經費資助。

以四氫大麻酚為主要成分的大麻素藥物與安慰劑之比較

目前尚不清楚以四氫大麻酚為主要成分的大麻類藥物，是否會影響下列結果的人數：

• 疼痛程度至少減輕 30% 或至少減輕 50% 的受試者；

• 自評其整體病情為「明顯改善」或「顯著改善」的受試者；

• 因不良反應而停止用藥的受試者；

• 發生嚴重不良事件或其他嚴重有害健康影響的受試者；

• 發生不良心理作用（例如意識混亂）的受試者。

相較於安慰劑，以四氫大麻酚為主要成分的大麻類藥物，可能會使神經系統不良反應（例如頭暈）的發生人數略為增加。

含四氫大麻酚與大麻二酚比例均衡之大麻類藥物與安慰劑之比較

目前尚不清楚含四氫大麻酚與大麻二酚比例均衡之大麻類藥物，是否會影響發生下列結果的受試者人數：

• 疼痛程度至少減輕 50% 的受試者；

• 發生嚴重不良事件或其他嚴重有害健康影響的受試者；

• 發生神經系統不良反應（例如頭暈）的受試者；以及

• 發生不良心理作用（例如意識混亂）的受試者。

相較於安慰劑，含四氫大麻酚與大麻二酚比例均衡之大麻類藥物，可能會增加自評整體病情為「明顯改善」或「顯著改善」、疼痛程度至少減輕 30%，以及因不良反應而停止用藥的受試者人數。

以大麻二酚為主要成分的大麻類藥物與安慰劑之比較

目前尚不清楚以大麻二酚為主要成分的大麻素藥物，是否會影響疼痛程度至少減輕 50% 的受試者人數。

我們不確定以大麻二酚為主要成分的藥物會增加或減少下列族群的人數：

• 自評其整體病情為「明顯改善」或「顯著改善」的受試者；

• 因不良反應而停止用藥的受試者；

• 發生嚴重不良事件或其他嚴重有害健康影響的受試者；

• 疼痛缓解至少 30%；

• 發生不良心理作用或神經系統不良反應的受試者。

這是因為目前可用證據有限，且各研究之間的結果並不一致。

我們對目前證據的信賴程度為低至極低，因此未來研究所得結果可能與本篇系統性文獻回顧的結論有所不同。造成我們對目前證據信賴程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共有四項。部分研究未清楚說明其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許多研究結果指標在不同研究之間呈現不一致的結果。此外，許多研究結果的精確度不足，因此尚無法據以做出明確且可靠的結論。納入研究均排除了罹患嚴重內科疾病（例如心臟或肝臟疾病）的受試者。

本篇文獻回顧所納入的證據更新至 2025 年 1 月 29 日。

藥物流產通常是在診所與醫院提供，但也可能能在藥局等其他場所提供。在許多國家，藥局是女性尋求生殖健康資訊與服務（包含流產）的第一站，也是最常見的管道。透過藥局擴大藥物流產的管道，是促進安全流產照顧的一項潛在策略。

我們檢索了七個醫學研究資料庫中的隨機對照試驗，並在相關網站搜尋灰色文獻（即由傳統商業與學術出版或發行管道之外的機構所產出的研究報告）。此外，我們亦人工檢索了重要參考文獻，並聯繫相關作者，以尋找尚未發表或未在資料庫檢索中發現的研究。

我們篩選出針對藥物流產或流產後照護，比較女性在診所或藥局環境下接受相同藥物與劑量的相關研究。我們納入了以任何語言發表的研究，研究設計類型包含：隨機試驗，以及設有對照組的非隨機研究。

我們閱讀並評估了所有摘要與全文文章，並根據研究方法和樣本規模等因素，評定我們對這些證據的信心程度。

我們共檢索到 2,030 筆文獻紀錄。 我們篩選了檢索到的摘要，並套用排除條件。我們針對總共 89 篇全文進行了納入資格的評估。有一項前瞻性世代研究符合我們的納入標準。在這項研究中，尼泊爾有 605 位女性接受了由相同的醫療照護人員（輔助護士助產士）在診所或藥局環境下所提供的藥物流產服務。兩種不同的流產模式在完全流產率上並無差異。我們亦評估了藥物流產後 30 天內的輸血率與感染率。由於這些併發症發生率極低且相關證據不足，因此無法推論不同地點之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其他次要結果指標包括：因流產相關事件引致的住院、需要進行額外的手術介入（子宮吸引術除外），以及照護品質的衡量指標。兩組均未發生住院或額外的手術處置，且有關照護品質的資訊亦相當有限。

單一項非隨機研究提供低確定性的證據顯示，當由相同的臨床人員提供服務時，藥物流產在藥局或診所環境下的療效可能並無差異。有三項正在進行中的研究，潛在符合本文獻後續更新時的納入資格。由於缺乏對照性研究，關於藥師提供藥物流產之成效、安全性及照護品質的結論均受到限制。仍需更多研究，因為透過藥局提供服務能擴大藥物流產的即時可近性，特別是在診所服務較難取得的地區。

本考科藍文獻回顧的證據更新至 2020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