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的證據無法明確支持使用 STAI 作為篩檢工具，因為：

• STAI 不是專門為了篩檢目的而被開發，而且也沒有普遍被接受的臨界分數 (閾值分數) 存在；

• 它傾向辨識出有焦慮症的個體，但也可能錯誤地標記出沒有焦慮症的人；

• 納入的研究在品質上有所差異，且多半涉及來自不同類似醫院環境的人群，使得結果的普遍適用性仍不確定。

考量這些侷限性，使用專門為篩檢焦慮症開發的較短問卷取代 STAI 似乎是目前更有意義的事。

為何早期檢測出焦慮症很重要？
焦慮症很常見，然而很常未被診斷出，這可能延誤治療且降低生活品質。篩檢有助於及早識別焦慮，特別是對那些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有焦慮的人。然而，測試並非完美：如果它未能在有焦慮的人身上檢出（即「假陰性」），可能會錯失及時治療的機會。雖然篩檢測試需要在診斷前再次確認，若將未換有焦慮症的人貼上疑似有焦慮症的標籤 (假陽性)，可能導致不必要的擔憂或是增加額外測試的就醫次數。

狀態-特質焦慮量表 (STAI) 是什麼？
STAI 是一種廣泛地用來測量焦慮的問卷，它有兩個子量表：一個是狀態焦慮，代表對於某種情境而產生的暫時性焦慮感；另一個是特質焦慮，代表一個人在時間及情境中經歷焦慮的一般傾向。每一部分有 20 個題目。分數越高代表焦慮程度越高。當作為篩檢用途時，會應用一項閾值 (稱為臨界值)：得分在該臨界值或是超過的人們可能會被轉介進一步評估是否可能有焦慮症。STAI 在多項研究中已被作為篩檢工具，雖然它被設計的目的並不是如此。普遍被接受的臨界值不存在，但個別研究建議 40 為狀態焦慮的臨界值，而 44 為特質焦慮臨界值。

我們想了解什麼？
直到現在，STAI 做為篩檢工具的表現尚未在系統性文獻回顧中被檢驗。我們想了解 STAI 對於檢測成人焦慮症有多準確。

我們進行了什麼研究？
我們搜尋了所有探討 STAI 檢測成人焦慮症準確性的研究。為了符合資格，研究必須將 STAI 評分與結構化的臨床訪問結果進行比較，是目前診斷焦慮症最精確可靠的方式。我們合併結果以評估 STAI 整體準確性，並且考量兩個子量表 (STAI-S 以及 STAI-T) 所有可能的臨界值。

本團隊發現了什麼？
我們納入了來自 11 個國家的 12 項研究，共有 2,525 名受試者，其中 475 名被發現患有焦慮症。大多數研究納入了患有各種特定既有疾病的人。其中一項研究納入無疾病者 (癌症病人的伴侶們)。

綜合結果顯示，假如對一組 1000 個個體的族群進行 STAI 測試，那麼其中 153 位患有未被檢測到的焦慮症：

• STAI≥40：508 位分數到達或是超過的人中，127 位會被正確識別為患有焦慮症 (真陽性)，而會從進一步治療中獲益。然而，剩下的 381 位會被錯誤地分類為潛在患有焦慮症的人 (假陽性)，並且可能進行進一步評估，以釐清他們不需要被診斷為患有焦慮症。雖然有些人可能從中受益 (例如：探索其他原因)，但對於其他人可能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低於臨界值的 492 個評分中，26 個患有焦慮症且潛在地需要治療的人 (假陰性) 會被漏診。剩下的 466 位會被正確的歸類為未患有焦慮症 (真陰性)。

• STAI-T ≥ 44：463 位得分到達或超過閾值的人中，124 位會是 "真陽性"，339 位會是 "假陽性"。低於臨界值的 537 個評分中，29 個患有焦慮症的人會被漏診 (假陰性)，而 508 個會是真陰性。

證據的限制為何？
研究的品質不一，而且大多在類似醫院的環境下完成，這限制了我們對於 STAI 如何在其他群體 (例如大眾) 中表現的了解。此外，STAI 並非專門為篩檢而開發，為了此目的解釋這些結果是有挑戰性的。

這代表什麼？
目前的證據並未明確解答 STAI 是否是作為檢測焦慮症的可靠篩檢工具。研究結果主要反映了專業臨床環境的表現，而對於 STAI 在其他群體中是否能以同樣的方式發揮作用是不確定的。有鑑於模稜兩可且有限的證據，專門為篩檢焦慮症所研發的較短工具或許是值得考慮的。

證據最後的更新日期為何？
此證據更新至 2024 年 5 月，納入從 2008 到 2023 年出版的研究。

與傳統切割導板相比，病人客製化切割導板(一種對患者進行膝關節掃描，並以此客製化訂製切割模組進行全膝關節置換的技術) 並不能幫助生產出更精確排列的組件。

- 在植入物存活率、再手術率、併發症、功能或疼痛方面，並未發現病人客製化導板與傳統或電腦導航之間有任何實質差異。

- 與病人客製化導板相比，電腦輔助導航（在膝關節置換術中使用軟體）可以提升整體下肢排列和脛股關節矢狀面排列 (從膝關節側面觀察) 的精準度。

全膝關節置換術是治療膝關節晚期、疼痛性關節炎的一種方法。

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膝關節磨損的骨性末端會被切除，並用金屬和塑膠零件代替，這些零件的設計旨在使膝關節能夠平滑地活動並像正常、健康的膝關節一樣發揮功能。

在手術過程中，外科醫生如何進行骨骼切割及定位或對齊新零件是全膝關節置換術成功與否的關鍵。

傳統上，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會使用放置在股骨和脛骨內或外的金屬桿用以定位傳統截骨引導工具（CON），以方便進行骨切割和植入物放置。

電腦輔助膝關節置換術利用術中對患者膝關節的定位和電腦輔助導航（NAV）進行骨切開。

在病人客製化切割導板（PSG）中，會利用術前檢查（CT 或 MRI 掃描）來建立 3D 膝關節模型。然後根據每位病人的具體情況製作切割導板。PSG 有助於更精確地對位植入物、減少手術時間與出血量，並在全膝關節置換術（TKR）後改善功能。

我們想了解與傳統導板和電腦輔助導航相比，PSG 是否能改善全膝關節置換術 (TKR) 中植入物的存活率、疼痛、功能和整體下肢排列的精準度。

我們搜尋了比較 PSG 與傳統手術切割導板或電腦輔助導航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應用的相關研究。我們對這些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和總結後，再根據其研究方法和規模等因素進行證據等級信心水準評級。

我們納入了44 項隨機對照試驗，共涵蓋 3,664 名年齡介於 63 至 74 歲之間的人（64.3% 為女性）。

在 42 項隨機對照試驗中，有 38 項將 PSG 與傳統切割導版的全膝關節置換術進行比較，2 項將 PSG 與電腦輔助導航進行了比較，還有 2 項試驗同時將 PSG 與傳統的切割導板及電腦輔助導航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大多在術後約兩年被報告。

與傳統切割導版相比，PSG 的優勢並不明顯：

植入物存活率：

使用 PSG 的個案中，每 100 人有 1 人接受了植入物修復手術。

使用傳統切割導版的個案中，每 100 人有 2人接受了植入物修復手術。

功能 (12-60 分，12 分代表功能最佳)

接受 PSG 手術的個案，其功能評分為 13.44 分。

接受傳統切割導版手術的個案，其功能評分為 15.1 分。

下肢對位精準度的衡量方式為股脛冠狀面角的異常比例：（放射線學異常值指的是全膝關節置換術後，從病人正面觀察股骨與脛骨的對位，評估植入組件與骨骼排列情況的 X 光測量結果）。

PSG 手術的個案，100 人中有 19 人報告檢查出現放射線影像極端值事件。

接受傳統切割導版手術的個案，100 人中有 22 人報告檢查出現放射線影像極端值事件。

疼痛（分數越低代表疼痛程度越輕微）：

接受 PSG 手術的個案，他們的疼痛分數評為 15.8 分。

接受傳統切割導板手術的個案，他們的疼痛分數評為 17.4 分。

不良事件總數（感染、血栓）：

接受 PSG 手術的個案，100 人中有 10 人報告了不良反應。

接受傳統切割導板手術的個案，100 人中有 10 人報告了不良反應。

再手術率:

接受 PSG 手術的個案，100 人中有 4 人報告需要再進行手術。

接受傳統切割導板手術的個案，100 人中有 5 人報告需要再進行手術。

與電腦輔助導航相比，PSG 的優勢並不明顯：

功能 ( 分數越高代表功能越好 )

接受 PSG 手術的個案，其功能評分為 57.5 分。

接受電腦輔助導航手術的個案，其功能評分為 52.5 分。

下肢排列精確度（脛股骨冠狀面角度之極端值比例）：

PSG 手術的個案，100 人中有 19 人報告檢查出現放射線影像極端值事件。

接受電腦輔助導航手術的個案，100 人中有 9 人報告檢查出現放射線影像極端值事件。

PSG 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似乎沒有提供明顯的優勢來產生更精確對齊的組件，也沒有提供明顯的優勢來提高下肢對齊的精準率，除了改善股骨組件的旋轉之外。與傳統切割導板相比，PSG 在疼痛、功能、不良事件或再次手術方面，可能沒有顯著差異。

與 PSG 相比，電腦輔助導航可以提高下肢排列的精確度。在分析植入物存活率、再次手術和併發症時，我們不確定 PSG、傳統切割導版和電腦輔助導航之間是否存在臨床上有意義的差異。

證據更新日期截至 2025 年 1 月 21 日。

• 按照指引先前的建議，透​​過振動控制瞬時彈性成像測量肝臟硬度，以 25 kPa 為閾值，可以檢測出具有臨床意義的門脈高壓 (CSPH)。

• 由於現有研究的方法學存在問題，其結果的可靠性較低。

• 在彈性成像技術能夠常規用於評估門靜脈高壓之前，還需要進行更多高品質的研究。

門靜脈高壓是指肝臟靜脈血壓升高，常見於慢性肝病病人。這種情況會導致嚴重的併發症，例如腹腔積液（腹水）、皮膚發黃（黃疸）、腎衰竭、意識混亂以及食道靜脈出血等。早期診斷對於開始治療和預防這些併發症至關重要。被視為標準且可靠的檢測方法——肝靜脈壓力梯度（hepatic venous pressure gradient, HVPG）——是一種侵入性檢查（需將導管置入靜脈），費用高昂，且未能廣泛取得。因此我們需要非侵入性檢查，例如彈性成像（一種可以測量肝臟或脾臟硬度的成像檢查），來間接評估門脈壓力。

我們想知道不同的彈性成像技術及其組合在診斷慢性肝病病人的門靜脈高壓 (CSPH) 方面的準確性如何。

我們搜尋了使用各種彈性成像技術、測量肝臟或脾臟硬度的研究，包括使用專用設備（如振動控制瞬時彈性成像，VCTE），或標準超音波與磁振造影設備（如點剪切波彈性成像、二維剪切波彈性成像及磁振彈性成像），以評估這些檢測在不同臨界值（切點）下偵測臨床上具意義的門脈高壓（CSPH）的準確性。

我們納入了 47 項研究，共有 7,817 名參與者。在這些研究中，平均每 100 人中約有 63 人患有門脈高壓 (CSPH)。研究最為廣泛的檢測，是利用震動控制瞬時彈性成像進行的肝臟硬度測量。探討其他彈性成像技術或檢測組合的研究則相當缺乏。關於脾臟硬度的研究也很少。

我們查閱了 27 項研究，涉及 3,818 人。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臨界值（閾值），來判定肝臟硬度測量結果是否提示存在臨床上具意義的門脈高壓（CSPH）。

當此檢測用於偵測出幾乎所有患有門脈高壓 (CSPH) 的人（每 100 人中偵測出 90 人）時，它也能正確指出每 100 人中有 76 人實際上並未患有門脈高壓 CSPH。

另一方面，若此檢測之應用方式旨在避免對未患有門脈高壓 (CSPH) 者產生錯誤結果（即正確排除每 100 位無病者中的 90 人），則它能從每 100 位實際患病者中，正確偵測出約 73 人。

利用 25 kPa 作為肝臟硬度的閾值（基於 9 項研究，共 1,553 名受試者），該檢測能從每 100 位患有門脈高壓 (CSPH) 的人中，正確診斷出 62 人。然而，對於未罹患臨床上具意義的門脈高壓（CSPH）者而言，該方法也能正確排除幾乎所有病例（每 100 人中有 94 人）。

儘管利用震動控制瞬時彈性成像（閾值為 25 kPa）測量肝臟硬度可能偵測出門脈高壓 (CSPH)，但因研究的整體品質低落，意味著這些結果的可靠性不高。在建議使用彈性成像技術評估門脈高壓之前，還需要進行更多高品質的研究。

大多數研究都存在侷限性，例如研究對象選擇方式和閾值定義等方面存在問題。在評估的 47 項研究中，只有 2 項被認為不存在重大問題。這降低了我們對結果準確性的信心。

證據更新至 2024 年 4 月 8 日。

• 脊椎徒手療法（SMT-一種治療師透過手法移動脊椎關節的治療方法）與「偽」SMT 相比，可能會略微減輕疼痛並適度改善功能。

• 與未接受治療相比，脊椎徒手治療（SMT）可能中度減輕疼痛，並且可能大幅改善功能。

• 少於一半的研究報告了不良（不想要的或有害的）反應。常見的不良反應含肌肉酸痛和腰痛暫時加劇，但沒有觀察到與 SMT 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

下背痛是一種常見且失能的疾病，給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這往往會導致生活品質下降、工作時間損失以及巨額醫療費用。慢性下背痛在此定義為持續超過 12 週的疼痛。我們關注的族群主要集中在下背部以及疼痛傳至臀部和腿部的病人。

脊椎徒手療法 (SMT) 是世界各地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治療慢性下背痛的常用方法，包括脊椎按摩師、徒手治療和整骨師。SMT 是一種「徒手」治療脊椎的方法，包括手法操作 (Manipulation) 和關節鬆動術 (mobilisation)，以減輕疼痛、改善功能，並幫助人們恢復正常活動。SMT 可能包括溫和的動作與伸展（稱為關節鬆動，mobilisation），或是快速且受控制的推動，常伴隨可聽見的「喀」聲（稱為推拿，manipulation），以改善關節活動度並減輕疼痛。

我們想了解 SMT 是否能改善慢性下背痛病人的疼痛和功能，還是會造成傷害。我們沒有納入因感染、腫瘤或骨折等特定疾病引起的下背痛病人。

我們檢索了將 SMT 與以下各項進行比較的研究：

• 假冒或 “偽” SMT；

• 未治療；

• 其他「保守」治療方法，指的是簡單的、非手術的照護，例如運動。

我們比較並總結了各項研究的結果，並根據研究方法和樣本量等因素，對證據的可信度進行了評分。這一篇文獻的更新，發佈於 2011 年。

在本次更新的文獻回顧中，我們確定了 76 項研究，涉及 11,866 人（發表於 1978 年至 2024 年），這些研究評估了 SMT 對慢性下背痛病人的影響。參與者包括男性和女性，其中大多數是中年人。大多數研究在高收入國家進行（53 項研究，例如美國和英國），而 23 項研究在中等收入國家進行（例如巴西、印度）。這些國家都不屬於低收入國家。

在 100 分制的評分標準中，10 分的差異對病人來說就具有意義—它可以反映出症狀的明顯改善。

疼痛

接受 SMT 治療的人在 SMT 開始一個月後，疼痛評分（0 到 100 分）平均比接受偽 SMT 治療的人低 7.0 分。

功能

接受 SMT 治療的人在 SMT 開始一個月後，其功能評分（0 到 100 分）平均比接受偽 SMT 治療的人高出 8.8 分。

疼痛

接受 SMT 治療的人在 SMT 開始一個月後，其疼痛評分（0 到 100 分）平均比接受未治療的人改善 14 分。

功能

接受 SMT 治療的人在 SMT 開始一個月後，其功能評分（0 到 100 分）平均比未接受治療的人改善 12.9 分。

疼痛

接受 SMT 治療的人在 SMT 開始一個月後，疼痛程度在 0 到 100 分的評分標準下平均比接受其他保守治療的人改善 4.7 分。

功能

接受 SMT 治療的人在 SMT 治療開始一個月後，其功能評分（0 到 100 分）平均比接受其他保守治療的人改善 4.9 分。

僅有少數研究報告了 SMT 的不良反應（即不想要的或有害的影響）。這些症狀包括肌肉酸痛和暫時性下背痛加劇。未觀察到與 SMT 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

我們對證據的信心不足，因為這些研究使用了各種 SMT 技術，測試的量法也各不相同，而且報告的結果差異很大。有些研究的納入人數很少，有些研究執行得很糟糕。因此，SMT 的效果可能被高估了。

本文獻的檢索是截至 2024 年 10 月。

• 相較於解剖標誌的方法，要能成功施行成人神經軸麻醉手術，使用超音波導引，能減少嘗試穿刺次數及縮短操作時間。施作成功的定義是，針頭後退後再次進針的次數，或是穿刺皮膚的次數。

• 超音波導引可能會讓第一次嘗試就成功的機率升高。

• 超音波導引對參與者滿意度或技術失敗的影響甚微。技術失敗的原因包括需要改為全身麻醉、需要中斷神經軸麻醉，或是受試者沒有感受到麻醉效果。

• 我們尚不清楚超音波導引是否影響了操作過程中的疼痛，以及不良事件。

• 神經軸麻醉手術使用超音波導引，可能有一些好處，但仍存有不確定性。

什麼是神經軸麻醉？
神經軸麻醉是局部將麻醉劑注射到脊髓周圍空間，注射位置通常為脊椎髓管或是硬膜外腔，也可能是脊椎和硬膜外的混合麻醉。這是種常見的身體局部麻醉手術，主要用於外科手術及分娩。施行神經軸麻醉術時，醫師會將針頭刺入椎骨之間的位置。一但找到正確穿刺位置，醫師會直接注射麻醉劑，或是在該處置入導管，再透過導管注射麻醉劑。成功施行神經軸麻醉手術，需要將嘗試穿刺的次數盡可能降至最低，這對減少併發症很重要。

超音波是使用高頻聲波生成人體內部影像。醫師使用手持探頭，發送超音波到人體內並產生影像。傳統的神經軸麻醉手術，是使用身體上特定的解剖標誌作為導引來施行。有些時候針頭無法到達鎖定的位置，原因是醫師透過觸診找到的位置，和實際位置有出入。超音波也能讓醫師查看感興趣的局部解剖結構，及重要結構大小，有助於確定進針深度和方向。

常見的超音波導引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式是在進針前，也就是術前使用超音波。第二種是即時導引，先插入針頭，接著一邊觀看超音波影像，一邊將針頭移動到正確的位置。

我們想要研究的是，成人神經軸麻醉手術中，較理想的方式是使用超音波導引還是解剖標記？我們也想了解，與解剖標記法相對比，超音波導引是否會導致類似的不良反應。

我們檢索了成人神經軸麻醉中，比較超音波導引與解剖標記法的相關研究。我們對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及總結，並基於研究方法及樣本量等因素，評估證據的可信度。

我們發現了什麼？
我們找到 65 項研究，受試者總計 6,823 人。這些研究在非洲、亞洲、歐洲、中東、北美洲和大洋洲進行。其中有 4 項研究是對即時超音波導引作為介入方法做了評估。

• 與解剖標誌法相比，每人的平均穿刺嘗試次數因超音波導引法減少 0.41 次，操作穿刺時間平均縮短 34 秒。

• 超音波導引可能提高首次穿刺成功率。使用超音波導引的族群中，每 1,000 人之中有 778 人首次穿刺成功。使用解剖標記法的每 1,000 人之中，只有 556 人首次穿刺成功。

• 超音波導引可能對受試者滿意度或技術失敗影響甚微。

• 超音波導引可能對手術中疼痛或是不良反應幾乎沒有影響，但這個結果我們非常不確定。

證據有哪些的限制？
我們對穿刺嘗試次數、操作時間及首次嘗試成功率的研究結果，抱持中度至高度信心。

對於以下證據，我們不抱信心：

• 一是受試者滿意度，因為很難對接受超音波引導的人進行盲法處理。不同研究間的結果非常不一致。

• 二是技術失敗，因為缺少相關研究來證明這個結果。

• 三是操作過程中疼痛，因為很難隱藏哪些人接受超音波引導。不同研究之間的結果非常不一致，這些研究結果包括感受到疼痛的人，也包括沒感受到疼痛的人。

• 再來是不良反應的部分，因為很難去隱藏誰接受了超音波導引，也缺乏足夠研究來證明此結果。這個結果應審慎詮釋，因為每項研究對該指標的定義存在差異，例如背痛或是頭痛。

這些證據最後更新日期為何？
證據更新至 2023 年 11 月。

• 多組成的治療方法（同時針對飲食、身體活動及／或其他行為）在醫療照護機構中實施時，可能改善兒童的身體活動量（以客觀方式測量）；而在社區場域中實施時，則可能略微提升生活品質。然而，整體而言，這些介入措施對其他關鍵測量標準的影響較少，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以及 BMI 的 z 分數（一種顯示個體體重相對於同年齡、同性別族群是否偏高或偏低的指標）。

• 這些改善兒童及其父母行為的效益與風險仍不明確，且該文獻中的證據大多來自高收入國家。

• 該領域需對不同人口以及地域進行更深的研究，以更清楚了解各種方法對改善兒童肥胖的成效。

兒童肥胖是一項成因複雜的全球健康難題，以飲食、活動量與行為等諸多因素塑成。身體質量指數 (BMI) 遠高於同齡、同性平均水平的人被廣泛地定義為肥胖。（BMI 是一項根據身高和體重計算的數值，用於判斷一個人的體重是否在健康範圍內）。 目前，生活型態醫學多用以管理兒童肥胖，但其長期療效效果仍不明。

我們希望確定，促進飲食改善、身體活動與行為改變的多組成健康行為介入治療，是否能幫助肥胖兒童（10 歲以下）及其父母。我們著重探討這些介入措施在長期（12 至 24 個月）對身體與心理健康、身體活動、生活品質，以及與體重相關指標的影響。我們也考量了這些介入措施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

我們搜尋了結合兩個或更多領域（包括飲食、身體活動或行為）之治療方案的研究，我們僅納入將這些介入措施與未治療、一般照護或候補名單組進行比較，且自介入計畫開始起至少追蹤一年以上的研究。我們比較並總結了各項研究的結果，並根據研究方法和樣本量等因素，對證據的可信度進行了評分。

我們共找到 34 項研究，涉及 6,849 名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兒童（北美、歐洲、紐西蘭、澳洲、以色列），並將研究分為兩組：（1）以醫療保健為基礎的研究，在基層醫療中心或醫院等醫療機構進行； （2）以社區為基礎的研究，在學校、社區中心、活動中心或其他公共場所進行。

與一般照護相比， 以醫療照護為基礎 的多組成行為改變介入方式：

• 若以最終數值衡量，對兒童的身體健康幾乎沒有影響；

• 若以「相較於基線的變化值」來衡量（即顯示介入計畫後，個人身體活動量相較於介入開始時增加或減少的程度），這些介入措施在 12 個月時可能改善身體健康狀況，但我們對此結果的確定性非常低。

• 對改善兒童心理健康或相關的生活品質幾乎沒影響；

• 以 客觀方式 測量的身體活動量或有增加，但對 主觀自陳 的身體活動量幾乎沒有影響；

• 對 BMI z 分數可能幾乎沒有影響。

我們極不確定這些治療是否造成任何傷害或不良事件。所有研究皆未報告與肥胖相關的殘疾情況。

相較於常規護理， 以社區為基礎的 多組成治療方法可能：

• 在 12 個月的時間，對兒童的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客觀測量的身體活動量與生活品質可能幾乎沒有影響；

• 在 24 個月的時間，對兒童的心理健康以及客觀測量的身體活動量可能幾乎沒有影響；

• 或能略微改善生活品質；

• 對 BMI z 分數可能幾乎沒有影響。

同樣地，所有研究皆未報告與肥胖相關的殘疾情況或不良事件。

我們對證據的信心較低，因長期追蹤的研究不足且研究方法存有限制。此外，大部分研究皆來自高收入國家，所以我們無法確認這些介入措施在其他地域或不同族群中的效果。儘管其效果幅度不大，但對於某些高風險兒童亞群而言，可能仍具有實質意義。

本證據資料更新至 2024 年 2 月。

關鍵訊息
由於缺乏強而有力的證據，與斜視手術相比，使用肉毒桿菌毒素的益處和危害之證據尚不確定。

我們想知道什麼？
我們想知道肉毒桿菌毒素是否比治療斜視的手術更好。我們還想了解肉毒桿菌毒素是否與任何不良影響有關。

斜視發生在眼睛不對齊時。通常一隻眼睛向內或向外轉動。不太常見的是，一隻眼睛向上或向下轉動。它通常被稱為 “斜視”。

斜視會導致視力模糊或複視。在兒童中，它會影響患眼的長期視力發育。斜視的原因有很多，在大多數情況下，眼睛周圍的肌肉或神經有問題。

醫生可以使用肉毒桿菌毒素暫時停止眼睛周圍的個別肌肉工作。這可能有助於眼睛變得更加整齊，並可能減少視力模糊或複視。使用肉毒桿菌毒素的一個問題是它會導致眼瞼下垂（眼皮下垂）。

我們檢索了將肉毒桿菌毒素注射與斜視患者手術等其他治療方法進行比較的研究。我們比較和總結了相關研究的結果，並根據研究方法和規模等因素評估了我們對證據的信心。

我們發現了什麼？
我們發現了四項研究，涉及 242 名患有斜視的成人和兒童。最大的研究涉及 110 名兒童，最小的研究涉及 30 人。這些研究在加拿大、南非和西班牙進行。兩項研究持續了六個月，最長的研究持續了 36 個月。

這篇文獻回顧結果顯示：

• 對於需要斜視初級治療或再治療的人，與肉毒桿菌毒素治療相比，斜視手術更有可能恢復眼睛的正確排列。

• 接受肉毒桿菌毒素治療的人可能需要比接受手術治療的人更頻繁地再次進行手術治療。

• 使用肉毒桿菌毒素可能不會對雙眼視覺（用雙眼聚焦在一個物體上並看到單個圖像的能力）產生任何影響。
• 在這些研究中，接受肉毒桿菌毒素的人通常會出現上瞼下垂（上眼瞼在眼睛上方下垂）。受影響的人數為每 10 人中有 2 至 4 人。停止治療後，每個人都康復了。

我們對證據幾乎沒有信心，因為沒有足夠的研究來確定我們的結果、研究規模很小，而且設計和實施不當。

本篇文獻回顧的更新日期為何？
Cochrane 研究人員檢索了截至 2022 年 7 月 6 日發表的研究。

影像式喉頭鏡檢查可能會增加首次嘗試放置呼吸管的成功率，並可能導致護理人員為生病的新生兒放置呼吸管的嘗試次數略有減少，但不會減少放置呼吸管所需的時間。

放置呼吸管時，影像式喉頭鏡檢查可能會稍微減少對新生兒呼吸道的傷害。

我們需要更好的研究來了影像式喉頭鏡在不同實踐領域和不同護理提供者進行安置時的作用。 

每 100 個新生兒中就有一個可能需要在他們的嘴巴或鼻子裡放一根呼吸管，以便在他們呼吸困難時維持生命。使用直接喉鏡檢查（沒有影像輔助）放置呼吸管對新生兒來說可能具有挑戰性，因為他們的嘴巴和氣道很小，而且並非所有護理人員都有經驗。 

在放置呼吸管的同時通過影像查看呼吸道稱為影像式喉頭鏡檢查。這可以使放置呼吸管更容易和更安全。這也可以幫助受訓者學習這種救生技能。 

我們想了解在 0 至 28 天大的嬰兒中，與直接喉鏡技術相比，使用影像式喉頭鏡是否能提高呼吸管放置的成功率和安全性。

我們搜索了一些研究，試圖找出在為嬰兒放置呼吸管時，影像設備是否比沒有影像輔助（直接喉鏡檢查）的標準方法更好。這些研究可以測量時間、嘗試次數、第一次嘗試放置呼吸管的成功率或副作用。 

我們比較和總結了研究結果，並根據研究方法和規模等因素評估了我們對證據的信心。

我們發現了八項符合條件的研究，其中包括 759 次新生兒插管嘗試。他們報告了時間、嘗試次數、第一次嘗試放置呼吸管的成功率以及副作用。總之：

影像式喉頭鏡檢查可能會增加第一次嘗試放置呼吸管的成功率，並可能導致護理人員為生病的新生兒嘗試放置呼吸管的次數略有減少，但不會減少放置呼吸管所需的時間。

影像式喉頭鏡檢查可能對放置呼吸管時有多少嬰兒出現低氧或低心率（或兩者）影響很小或沒有影響，但證據非常不確定。放置呼吸管時，影像式喉頭鏡可能導致最低氧氣水平差異很小或沒有差異。

放置呼吸管時，影像式喉頭鏡檢查可能會稍微減少對新生兒呼吸道的傷害。

沒有關於放置呼吸管時其他不良反應的數據。 

我們發現納入的研究規模較小，我們無法評估某些研究的偏差風險，而且研究結果各不相同。放置呼吸管的護理人員知道使用的是哪種設備。這降低了我們對審查結果的信心，進一步研究的結果可能與本次審查的結果不同。

一些納入的研究提供了資金和設備支持。在某些情況下，沒有說明資金來源和利益聲明。

證據更新至 2022 年 11 月。

我們審查了關於貝可芬治療酒精使用障礙 (AUD) 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證據，以實現和維持戒酒（停止飲酒）或減少飲酒。

目前的證據表明，它可以幫助患有 AUD 的人保持戒酒，特別是對於已經戒酒的人。與其他藥物的比較結果主要基於一項研究，但我們無法得出結論。

AUD 是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會導致特定的身體、情緒、學習和記憶問題，並對整體福祉和健康產生影響。濫用酒精是全球健康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導致 20% 至 30% 的食道（食管）癌、肝病、癲癇（發作）、機動車事故、謀殺和其他故意傷害。

多年來，AUD 的主要治療方法一直是心理社會策略（幫助人們認識到他們需要幫助），但僅使用心理社會治療取得的成功有限。很大一部分 AUD 患者對治療根本沒有反應，而那些有反應的人也不會長期戒酒。貝可芬等藥物可以在治療 AUD 患者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搜索了隨機對照試驗（將人們隨機分配到兩個或多個治療組或對照組之一的研究）評估貝可芬與安慰劑（無效治療）或其他藥物相比，在減少飲酒或實現和維持戒酒（或兩者）方面的效果。我們匯集了類似的研究，並評估了根據貝可芬的劑量、治療持續時間、飲酒量和治療開始時（即在治療開始時，根據參與者是否戒酒或仍在飲酒，分為戒酒組或未戒酒組），對研究進行劃分之效果。

我們發現 17 項研究涉及 1,818 名 AUD 參與者。干預的持續時間從三個月到一年不等。五項研究在美國進行；澳洲、法國、印度和義大利各有兩項；德國、以色列和荷蘭各有一項。

貝可芬的劑量為每天 30 毫克至每天 300 毫克，並且在某些情況下，在治療期間會增加劑量。十七項研究將貝可芬與安慰劑（虛擬藥物）進行比較，兩項將貝可芬與阿坎酸 Acamprosate（用於治療 AUD 的藥物）進行比較，兩項將貝可芬與 naltrexone（用於治療 AUD 的藥物）進行比較。

與安慰劑相比，貝可芬可能有助於 AUD 患者降低復發風險並增加戒菸天數。這些影響在戒毒的 AUD 患者中可能比未戒毒的人更明顯。貝可芬可能對以下結果沒有影響：大量飲酒天數的發生率、每個飲酒日的飲酒量、渴望、焦慮和憂鬱的嚴重程度、因任何原因退出治療的參與者人數、因不良事件（副作用）而退出的人、或至少發生一次不良事件的參與者人數。貝可芬可能會增加不良事件，例如疲勞、眩暈（感覺一切都在旋轉）、嗜睡、口乾、麻木和肌肉痙攣，但我們發現貝可芬和安慰劑在其他不良事件方面沒有差異。

證據的確定性
根據證據的確定性（我們對證據的可靠性有多大的信心）顯示，對於戒菸天數百分比、參與者至少發生一次不良事件的人數、因任何原因退出研究的人數、人們因不良事件而退出之結果我們的信心很高。對於恢復任何飲酒、重度飲酒天數和每次飲酒天數的飲酒次數之結果，證據的確定性為中等。

搜尋日期
證據截止到 2021 年 11 月。這是對 2018 年首次發表的 Cochrane 文獻之更新。

使用 GnRH 來治療經前症候群 (PMS) 的效益與風險是什麼？

• 我們發現可靠證據顯示，相較於安慰劑，未搭配加回療法的 GnRH 作用劑能改善 PMS 症狀；但同時類更年期副作用也非常普遍，且未搭配加回療法的女性比服用安慰劑者更有可能中斷治療。

• 我們有中等程度的把握認為，相較於安慰劑，使用 GnRH 作用劑搭配加回療法可能可以改善 PMS 的症狀。目前尚無足夠證據足以判定，GnRH 作用劑搭配加回療法是否比單獨使用 GnRH 促進劑更能有效改善經前症候群 PMS；同時，也無法確定加回療法的劑量對於改善 PMS 症狀是否有影響。

• 未來仍需更多包含長期追蹤的隨機對照試驗 (RCT)，以評估 GnRH 作用劑搭配輔助療法的臨床效果。

經前症候群 (PMS) 包含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及行為症狀。這些症狀通常於排卵後（卵巢釋放卵子）出現，並在月經結束時消失；其症狀會造成顯著的困擾，並損害日常生活功能，包括工作、學業、社交活動、個人嗜好及人際關係。透過 GnRH 類似物抑制排卵可緩解上述症狀，但缺點是可能引起類更年期副作用（如熱潮紅）；若長期使用，更可能導致骨質疏鬆。為了減輕這些副作用，治療過程中可額外添加其他荷爾蒙（最常用的是雌激素或孕激素），此方法稱為加回療法 (add-back)。

GnRH 類似物是一種結構與 GnRH 相關的胜肽（蛋白質），目前被廣泛用於抑制排卵。這類藥品會影響下視丘和腦下垂體這些大腦區域。GnRH 類似物有兩類: 作用劑與抑制劑。GnRH 作用劑一開始會刺激 GnRH 製造，但長期使用則會抑制 GnRH 製造。GnRH 抑制劑則會快速抑制 GnRH 產生。我們想知道他們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我們檢索了稱為『隨機對照試驗』(RCT) 的研究類型。在這種研究中，受試者被隨機分配至兩組（或多組）之一，這能有效降低研究結果產生偏差的風險。

我們找到 11 項探討使用 GnRH 類似物治療經前症候群 (PMS) 的隨機對照試驗 (RCT)，總計納入了 265 名經臨床診斷患有 PMS 的女性。我們將這些隨機對照試驗 (RCT) 歸納為四項對照分析：未合併加回療法的 GnRH 作用劑相較於安慰劑（9 項研究，173 名女性）、合併加回療法的 GnRH 作用劑相較於安慰劑（1 項研究，31 名女性）、在 GnRH 作用劑治療期間，加回療法相較於安慰劑（2 項研究，60 名女性），以及不同加回療法劑量之間的比較（1 項研究，15 名女性）。沒有任何文獻討論生活品質或骨質疏鬆等長期風險。

我們發現了可靠證據顯示，相較於安慰劑，單獨使用 GnRH 作用劑（不含加回療法）能顯著改善整體的經前症狀。然而，使用 GnRH 作用劑的女性較有可能因副作用（如類更年期症狀）而中斷治療。

我們發現低確定性證據顯示，與安慰劑相比，GnRH 作用劑合併加回療法可能改善整體症狀；然而，關於副作用方面的證據則仍不充分。

關於在 GnRH 作用劑治療期間使用加回療法與安慰劑的比較，以及不同輔助荷爾蒙劑量的證據皆過於不精確，不足以判定哪種方案效果最佳。

納入的所有研究均未針對生活品質，或骨質疏鬆等長期風險進行報導。

本研究證據的主要限制在於：多數試驗納入的樣本數過小，且部分受試者在試驗過程中已知道自己所接受的治療方案。我們對單獨使用 GnRH 作用劑（不含加回療法）對照安慰劑的結果具有高度信心，但對其餘三項對照分析的結果則信心程度較低。

本研究證據是基於截至 2023 年 5 月底，對醫療保健資料庫進行檢索所獲得的結果。

目前，有一些較簡易的問卷可用於篩檢成人焦慮症，在使用貝克焦慮量表 (BAI) 之前，可以考慮使用這些問卷。目前尚不確定是否應該使用貝克焦慮量表（BAI）來檢測成人焦慮症，因為：

• 我們分析中納入的研究數量較少；

• 研究品質有限；

• 且大多數研究納入了來自不同專科臨床環境且患有不同合併疾病的族群。

為何焦慮症的早期診斷很重要？
雖然焦慮症很常見，但即使是那些可以從治療中受益的人，也常常無法被診斷出來。因此，一些專家建議進行焦慮症篩檢。其他專家並不支持篩檢，因為它可能會誤診為焦慮症（稱為「假陽性」），或漏診斷焦慮症病人（稱為「假陰性」）。假陽性結果會佔用最需要資源的人的資源，並可能導致不必要的擔憂、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而假陰性結果則會延誤治療。「任何焦慮症」（AAD）一詞涵蓋不同的心理健康狀況。其中包括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r, GAD）和恐慌症（Panic Disorder, PD)。

貝克焦慮量表是什麼？
貝克焦慮量表（BAI）是一份問卷。起初，它的開發者創建它是為了測量焦慮的嚴重程度，但它也被用於篩檢研究。人們回答 21 個問題，每個問題的評分範圍為 0 到 3 分。回答完所有問題後，將分數相加得出總分（範圍從 0 到 63 分）。總分達到或超過某個特定值（即所謂的臨界值）即表示可能患有焦慮症。對於 BAI 而言，通常採用 ≥ 16 作為臨界值。使用 BAI 可以簡單快速地獲得結果。BAI 評分較高的人可被轉介接受進一步處理。

我們想要探討什麼？
我們想了解 BAI 在判斷成年人是否患有焦慮症方面表現如何。

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檢索了使用 BAI 檢測焦慮的研究。我們綜合了這些研究的結果。

我們發現了什麼?
本文獻回顧納入了 10 項研究的結果，這些研究提供了有關 BAI 在檢測 AAD 方面的資訊（我們最重要的分析），8 項研究提供了有關廣泛性焦慮症（GAD） 的資訊，以及 4 項研究提供了有關恐慌症（PD） 的資訊。文獻回顧納入 14 篇研究，共 6,232 名參與者。九項研究來自不同的專業臨床機構，兩項來自非臨床機構，三項來自混合機構。
• 綜合結果顯示，如果對 1,000 名受試者進行 BAI 測試，其中 270 人確診患有 AAD：
• 在 241 名 AAD 檢測呈陽性的受試者中，95 人會被誤植為患有 AAD（假陽性）。
• 在 759 名檢測呈陰性的受試者中，124 人會被誤植為未患 AAD（假陰性）。

研究證據有哪些限制？
這些研究非常多樣化，每項分析僅包含少數幾項研究，而且研究品質被侷限，這意味著我們無法確定結果。此外，研究中的一些個案在填寫 BAI 之前就存在焦慮症狀，或無從得知相關資訊因此，有些研究納入了參與研究的人，但這些人並不能代表應該接受篩檢的族群。

這代表什麼？
由於研究資料有限，我們無法確定 BAI 是否是一個好的篩檢測試。研究結果主要反映了 BAI 在各種專業臨床環境中的應用。然而，我們並不完全了解 BAI 是否對某些人或在特定環境下效果更好。目前已經開發出一些的問卷用於篩檢焦慮症，或許可以先考慮使用這些問卷。

證據最後的更新日期為何？
本文獻證據收錄截至 2024 年 7 月 12 日。

以下資料仍存有不確定性：

• 與不進行積極治療、緩和治療或安慰劑（假注射）相比，人類幹細胞（此特殊細胞能夠自我再生並分化成多種體內細胞）是否能降低代償不全之肝硬化（即晚期肝病）病人的死亡率；

• 人類幹細胞是否會減少或增加嚴重不良反應；

• 人類幹細胞是否能改善與健康相關之生活品質（安適）；

• 人類幹細胞是否能減少併發症；

• 人類幹細胞是否會增加非嚴重不良反應，或改善肝功能檢查結果（血液檢測肝中特定物質）。

肝硬化是正常肝細胞被疤痕組織取代。代償不全之肝硬化是肝硬化的晚期，導致肝臟無法正常運作。代償不全之肝硬化病人通常會出現眼睛、皮膚及尿液發黃、腹部脹氣或腹水、意識混亂、吐血或腎功能減弱等症狀。代償不全之肝硬化需要進行肝臟移植，但肝臟移植有風險，而且並非所有捐贈者都合適。對於肝功能逐漸惡化的人來說，人類幹細胞可能是一種替代療法，因為它們可以促進肝細胞再生和修復。

我們想要了解，人類幹細胞——無論是否針對成人、性別、幹細胞類型、注射途徑或給藥劑量——是否比假注射（安慰劑）、傳統或常規治療、未治療，或支持性治療（即對照介入）更能降低死亡率與嚴重（危及生命的）不良事件，並改善身心健康。我們也想了解人類幹細胞是否與併發症、非嚴重不良反應或肝功能變化有關。

我們檢索了將人類幹細胞治療與接受安慰劑注射、常規治療、不治療或支持性治療以上各項對照組進行比較的研究。

我們找到了 12 項研究，其中包括 823 名代償不全之肝硬化成人病人。研究調查了六類人類幹細胞（骨髓來源間質細胞、單核細胞、臍帶幹細胞、自體細胞、CD34/133⁺ 細胞，以及 CD133⁺ 細胞）。

6 項研究採用肝動脈途徑進行幹細胞移植；2 項研究採用門靜脈途徑；另外 2 項研究採用上肢靜脈途徑；1 項研究採靜脈途徑。1 項研究未提供細胞移植途徑的資訊。規模最小的研究包含了 27 名受試者，規模最大的研究包含了 219 名受試者。這些研究由大學、企業、國家或臨時研究經費資助。總共 12 項研究都存有在設計和方法上的問題。

現有證據對於所研究的人類幹細胞與上述各項對照組相比, 在死亡率的影響尚無定論；在追蹤 3 至 75 個月後，人類幹細胞組 308 人中有 41 人（13.3%）死亡，而上述各項對照組 269 人中有 78 人（29%）死亡（7項研究）。

與上述各項對照組相比，所研究的幹細胞對嚴重不良反應的影響尚無定論。在為期 1 個月至 1 年的追蹤後（共 8 項研究），人類幹細胞組 366 名受試者中有 74 人（20.2%）出現嚴重不良反應，而上述各項對照組 312 名受試者中有 108 人（34.6%）出現嚴重不良反應。

關於所研究的幹細胞，與上述任何對照介入相比，在追蹤 1 個月及 6 個月後對受試者生活福祉的影響，現有證據非常不確定（2 項研究）。

現有證據對於所研究的幹細胞與上述各項對照組相比，在影響併發症的發展仍沒有定論；為期 3 個月到 1 年的追蹤期內，人類幹細胞組 154 人中有 20 人（13%）出現一種或多種併發症，而上述各項對照組 150 人中有 29 人（19.3%）出現一種或多種併發症（4 項研究）。

與上述各項對照組相比，所研究的幹細胞對非嚴重不良反應影響的證據非常不確定；在 1 個月至 75 個月的追蹤期間內，人類幹細胞組 226 人中有 26 人（11.5%）出現非嚴重不良反應，而上述各項對照組 211 人中有 1 人（0.5%）出現非嚴重不良反應（5 項研究）。

經過三個月到一年的追蹤，研究的幹細胞與上述各項對照組相比，在肝功能檢驗的影響尚無定論。

我們發現了 12 項正在進行的研究（結果尚未公佈）。

研究方法不足可能會誇大或低估人類幹細胞的益處和不良影響。我們仍然缺乏證據來證明，與安慰劑注射、不治療或支持性治療相比，人類幹細胞對死亡率、健康、嚴重和非嚴重不良反應以及併發症發展的影響。

證據更新截至 2024 年 10 月 4 日。

我們回顧了在硬膜外或脊髓麻醉下進行計畫性剖腹產時，給予孕婦額外氧氣效果的相關證據。（硬膜外麻醉是將藥物注射到脊髓的硬膜腔外；脊髓麻醉是將局部麻醉劑注射到蜘蛛膜下腔）。

過去常規會給予孕婦氧氣，作為額外的供應，以便胎兒在分娩過程中或出生後若發生任何非預期的缺氧情況時，能夠加以因應。先前的研究顯示，給予額外氧氣可在氧合狀態方面提升母體與胎兒的狀況，包括氧氣飽和度（衡量血液攜帶氧氣量的指標）、PaO 2 （血液中的氧分壓）以及 pH 值（衡量酸鹼度的指標）。然而，關於胎兒臨床結果的明確證據仍未獲得。

本研究所納入的證據截至 2014 年 11 月為止；我們並於 2016 年 2 月重新在 CENTRAL、MEDLINE 及 EMBASE 中進行檢索。我們發現一項可能具有研究價值的新研究，並已將其納入「尚待分類的研究」清單中。此研究將於下次更新本回顧時納入正式的回顧結果中。

此更新後的考科藍回顧納入了 11 篇研究，涉及 753 名受試者。這些研究比較了孕婦接受額外氧氣與室內空氣時，對母親（孕婦）及新生兒（胎兒）的結局影響。氧氣是以不同方式給予孕婦的（不限流量或濃度，並可透過任何氧氣輸送裝置）。

整體而言，這份更新後的回顧結果與原始已發表回顧的結論相同。在納入的 11 項試驗中，沒有任何一項報告母體血氧下降的情況。在比較接受額外氧氣的母親與未接受者時，常規胎兒健康指標（Apgar 評分）並未顯示差異。與吸入室內空氣的孕婦相比，接受額外氧氣的孕婦具有顯著較高的血氧飽和度（3 項試驗）及動脈血氧分壓（5 項試驗），同時臍動脈和臍靜脈的氧分壓也顯著較高（分別為 8 項和 11 項試驗）。兩項試驗報告指出，當給予額外氧氣時，母親和胎兒的自由基指標升高（可能顯示因過量氧氣而產生的壓力），但這在臨床上並無意義。整體而言，我們未發現有說服力的證據顯示在此情況下給予氧氣對母親或胎兒具有益處或傷害。

在這 11 項研究中，沒有任何一項專注於母體血氧飽和度的變化（定義為母體飽和度低於 90%）。我們將主要結果（Apgar 評分）的證據品質評為低，次要結果（母體血氧飽和度；動脈血、臍動脈及臍靜脈的氧分壓）的證據品質評為非常低。我們給予此評分的原因是存在偏差風險以及結果的不一致性。

• 將動脈粥狀硬化斑塊切除術（這是一種微創手術，使用器械切除或研磨動脈內硬化的脂肪斑塊）與傳統治療相比，包括氣球擴張術（使用氣球擴張狹窄或阻塞的動脈）及有無支架置入，似乎在益處或危害上幾乎沒有差異。然而，這個結論是來自於品質較差的證據，因此本次文獻回顧的結果非常不確定。

• 需要進行更大規模、設計更完善的研究，以更好的評估動脈粥狀硬化切除術與其他傳統治療方法的優劣。

週邊動脈疾病是一種常見疾病，其特徵是脂肪斑塊導致腿部動脈的狹窄或阻塞。患有這種疾病的人可能會由於血液供應不足，而出現行走時疼痛、休息時疼痛或腿部潰瘍。患週邊動脈疾病的人數正在全球性的增加。

治療選擇包括步行療法、使用血管或移植物進行繞道手術的開放性手術，或微創手術。微創手術的選項包括血管內氣球成形術，即將一個未充氣的球囊沿著導管送入動脈狹窄處，然後將球囊充氣以擴張動脈；並置入動脈內支架（與血管內氣球成形術一併使用），以提供血管內氣球擴張效果的額外支撐。

最後的選項，是較不常被使用稱為動脈粥狀硬化斑塊切除的技術。這種治療方法使用一種裝置來切除或磨除動脈內的硬化沉積物（動脈粥狀硬化斑塊）。與其他治療方法相比，動脈粥狀硬化切除術的研究相對不足。儘管如此，動脈粥狀硬化切除術在臨床上的使用正在上升。

我們想要評估的主要問題是，動脈粥狀斑塊切除術對於週邊動脈疾病病人的治療，是否比血管內氣球成形術、支架植入術或開放性血管繞道手術更好。我們也想了解，動脈粥狀斑塊切除術對於位於膝蓋以上腿部的周邊動脈疾病，是否比血管內氣球成形術更好，以及使用藥物釋放的球囊或支架是否會對治療結果產生任何影響。

我們搜尋動脈粥狀斑塊切除術與其他所有周邊動脈疾病治療方法互相比較的研究。我們將這些研究的結果與本文獻回顧的前兩個版本中已確定的研究結果合併。我們根據這些研究設計的嚴謹度和樣本大小，對研究的整體可信度進行了評等。

我們找到了四篇比較了動脈粥狀斑塊切除術與其他微創治療方案（植入或未植入支架的血管內氣球成形術）的新研究，使得本文獻回顧共納入 11 項研究，814 名參與者。其中只有一項研究比較了動脈粥狀斑塊切除術和支架植入術，其餘研究均比較了動脈粥狀斑塊切除術和血管內氣球成形術。大部分研究不是在歐洲就是在美國進行，其餘的研究則來自中國。 我們沒有找到任何比較動脈粥狀斑塊切除術與開放式動脈繞道手術的研究。

透過對已確定的研究資料評估，在觀察以下結果，包括：治療 6 個月和 12 個月的血管持續通暢率（開放性）、死亡風險、心臟或血管發生後續疾病或損傷的風險、目標動脈需要重複治療的可能性或整體併發症的風險等，動脈粥狀斑塊切除術與血管內氣球成形術或原發性動脈內支架植入之間似乎只有極少甚至沒有區別。

我們對研究證據沒有信心，因為在某些研究，參與者和評估者有可能知道個案接受的是哪種治療。此外，並非所有參與者都完成研究期間的完整追蹤，也並非所有研究都提供了我們感興趣議題的相關資料。

本篇文獻回顧是發表於 2014 年和 2020 年考科藍文獻的更新。證據更新至 2025 年 1 月。

• 現有證據顯示，非侵入性腦部組織氧氣監測（近紅外線光譜；NIRS）可能無法降低極早產兒的死亡率或短期腦部問題。

• 未來研究應更一致地應用近紅外線光譜（NIRS），並納入長期結果評估，以提供其潛在效益的更明確證據。

近紅外線光譜（NIRS）為一種非侵入性工具，可用於測量腦部組織氧氣濃度。

早產兒，特別是極早產兒（妊娠未滿 32 週出生者），常面臨嚴重的健康問題。這些潛在問題包括由腦部氧氣供應不足所引起的腦部損傷。雖然近紅外線光譜（NIRS）用於腦部氧氣監測可能有助於及早發現異常並迅速介入，但其臨床效益仍需進一步驗證。

本研究旨在探討，與常規照護相比，近紅外線光譜（NIRS）監測是否有助於腦部保護、改善神經發展，並提高極早產兒的存活率。具體而言，本研究評估近紅外線光譜（NIRS）對下列結果的影響：

• 任何原因造成的死亡

• 嬰幼兒成長至 18 至 24 個月時之神經發展問題（包括腦性麻痺、嚴重發展遲緩、失明及失聰）。

• 嚴重腦損傷；

• 慢性肺部疾病。

• 壞死性小腸結腸炎（嚴重腸道疾病）；

• 重度早產兒視網膜病變（眼部疾病）；以及

• 嚴重的不良反應。

我們納入比較極早產兒接受近紅外線光譜（NIRS）監測，與未接受 NIRS 或接受盲測 NIRS 監測（照護醫療人員對腦部氧氣濃度不知情，因而不會依此資訊調整臨床處置）的研究。我們比較並整合研究結果，並根據研究設計、研究品質及樣本數等因素，評估證據的確定性。

本研究共納入五項於 2016 至 2023 年間發表的研究，包含 2,415 名極早產兒（其中 1,191 名接受近紅外線光譜〔NIRS〕監測，1,224 名屬於未使用 NIRS 或盲測 NIRS 監測組）。未使用 NIRS/盲測 NIRS 組的嬰兒接受了標準護理。

五項研究（共 2,415 名嬰兒）的證據顯示，相較於常規照護，近紅外線光譜（NIRS）監測可能在以下結果上僅造成極少或沒有差異：

• 任何原因造成的死亡

• 嚴重腦損傷；

• 慢性肺部疾病。

• 壞死性小腸結腸炎（嚴重腸道疾病）；和

• 嚴重不良反應。

根據一項研究（共 115 名嬰兒），目前證據對於近紅外線光譜（NIRS）是否影響長期神經發展結果仍高度不確定。根據兩項研究（共 1,745 名嬰兒）的證據顯示，近紅外線光譜（NIRS）監測在降低重度早產兒視網膜病變（眼部疾病）方面，可能無顯著差異。

在納入的五項研究中，有四項研究規模較小，且嬰兒死亡、嚴重腦部損傷及長期神經發展問題的事件數偏少。此外，各研究之間的結果差異甚大。由於各研究對近紅外線光譜（NIRS）的應用方式不一致，其結果在不同國家及不同醫療機構間的可推廣性仍有限。最後，並非所有本研究關注的結果指標皆被明確測量。

未來研究的結果可能與本系統性回顧的結果有所不同。

硏究證據更新至 2025 年 8 月。目前有五項相關研究正在進行中，其中一項計畫於 2029 年前納入 3,000 名嬰兒。這項大型研究有望提供更多證據，進一步釐清近紅外線光譜（NIRS）在極早產兒中的潛在效益與風險。

近年來，許多國家對富硒食物、補充劑及肥料的使用有所增加，這是基於硒可能降低心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風險的認知。因此，了解這種經常補充的營養素對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等常見疾病的影響非常重要。本文獻評估了向健康成年人提供硒補充劑，以預防心血管疾病發生的效果。本文獻亦檢視了硒補充劑是否能降低與心臟疾病相關的風險因子。我們共找到 12 項試驗，其中 19,715 名健康成年人被隨機分配接受硒補充劑或安慰劑。這些試驗中絕大多數的參與者為美國男性，而當地民眾營養狀況良好，且從天然食物中已攝取大量硒。整體而言，納入的研究被認為具有低偏差風險。在我們的文獻中，向健康成年人提供硒補充劑並未能預防重大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在我們的文獻中，無法明確排除先前部分研究所提示的，服用硒補充劑可能增加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總而言之，根據目前可得的證據，本回顧顯示服用硒補充劑對心血管疾病既無明顯益處，也無明顯危害，但對於已營養充足且從天然食物中攝取大量硒的人來說，服用硒補充劑可能並非必要。

橋本氏甲狀腺炎是一種常見疾病，其特徵是甲狀腺慢性發炎導致甲狀腺功能減退。這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意味著人體自身的免疫系統會攻擊甲狀腺，導致甲狀腺無法產生足夠的甲狀腺激素（甲狀腺功能低下）。常見臨床表現包括怕冷、情緒低落、皮膚乾燥、眼睛浮腫、便秘、體重增加、心率減慢、關節和肌肉疼痛以及疲勞。有些 (並非全部) 患有橋本事甲狀腺炎的人甲狀腺會腫大，也稱作 甲狀腺腫 。橋本氏甲狀腺炎在女性中更常見，並且往往有家族遺傳傾向。也常常同時發生其他自體免疫疾病，例如白斑症、類風濕性關節炎和第 1 型糖尿病。這種疾病並非總是需要治療，但如果需要治療，則採用合成甲狀腺激素替代療法（有時會使用乾燥的甲狀腺激素，這種激素並非合成的）。硒是一種必需的微量元素，少量硒對於免疫系統和甲狀腺的正常運作至關重要。

本研究納入了 4 項存在不明確或高度偏差風險的研究，共涉及 463 名參與者。平均研究期間為 7.5 個月（範圍 3 至 18 個月）。所有研究均未涉及我們的主要結果—「與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我們的兩項次要結果──「研究結束時左旋甲狀腺素（即甲狀腺荷爾蒙） 替代劑量相較基線的變化」以及「經濟成本」──也未被評估。一篇有高偏差風險的研究顯示，與安慰劑加甲狀腺素相比，亞硒酸鈉 200 μg 加甲狀腺素可顯著改善主觀幸福感（分別為 14/18 和 3/18）。三項研究表明，硒甲硫氨酸 200 μg 可降低血清中抗甲狀腺過氧化物酶抗體的水平，雖然與基線相比的變化具有統計學意義，但其臨床意義尚不清楚。兩項研究報告了不良事件，硒補充劑並未導致比安慰劑更多的不良事件。在兩項研究中，硒甲硫氨酸 200 μg 加甲狀腺素組均報告了一例不良事件。而對照組則沒有。

總之，這四項研究的結果不足以提供足夠的證據支持使用硒治療橋本氏甲狀腺炎。

思覺失調症是影響精神的疾病，令人難以辨別現實的真偽。病人可能會看到或聽到他人無法看到或聽到的事物 (幻覺)，或者相信不真實的事情 (妄想)。在幻覺與妄想的共同影響下，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困擾及改變病人的行為模式。思覺失調首次發作，是指一個人第一次經歷思覺失調。近期發作的思覺失調，則是指病人首次經歷思覺失調後的頭幾年。

許多人在首次病發後康復，並且再也未曾發作。

早期介入團隊專注於治療近期發作的思覺失調，其目標是及早和盡可能密集地進行治療。及早展開密集治療，有助提升病人的治療持續率與康復機會。

此類早期介入療程通常歷時兩至三年。經過治療後，病人將由其醫師或社區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照顧。

我們希望了解，由專業早期介入團隊提供較長期的治療（最長可達 5 年），是否比一般僅接受 2 至 3 年治療、之後轉由非專業團隊接續治療，更能成功治療近期發病的思覺失調。

我們檢索了有關專業早期介入團隊對近期思覺失調發病者進行延長治療時間的研究。

本文聚焦於隨機對照試驗，其受試者所接受的治療方式均為隨機決定。此類研究通常能為治療效果提供最可信的證據。

我們想知道的是，在治療結束後：

- 有多少人康復。

- 有多少人過早終止治療。

- 有多少人住進精神科醫院，且住了多久。

- 病人的思覺失調症狀和功能（他們應對日常生活的能力）；以及

- 有多少人死亡。

搜索日期： 我們納入了截至 2019 年 10 月 22 日發布的證據。

我們找到了三項分別在丹麥、加拿大和香港進行的研究，研究對象為 780 人（55% 為男性；平均年齡 20 至 25 歲）。

這些研究比較了早期介入團隊提供較長時間的治療（長達 5 年）與標準治療（長達 3 年），之後再進行常規治療（由他們的醫生或社區精神健康專業人員進行）。

我們發現，早期介入團隊的標準治療和更長的治療在復原人數方面沒有差異（透過症狀緩解評估；3 項研究；780 人）。

與標準治療相比，接受較長的治療期間，過早停止治療的人數可能會更少（2 項研究；380 人）。

對於入住精神病院的人數（1 項研究；160 人）或住院時間（1 項研究；400 人），標準治療和延長治療之間可能沒有差異。

較長時間的治療可能比標準治療更能減輕思覺失調症狀（1 項研究；156 人）；但可能不會改善人們的功能（2 項研究；560 人）。

我們不確定與標準治療相比，延長治療是否會減少死亡人數，因為研究中報告的死亡人數很少（3 項研究；780 人）。

當有更多研究證據出現時，這些結果很可能會改變。我們不確定延長治療時間是否會影響過早停止治療的人數、住院人數及住院時間。

我們不確定延長治療時間會對多少人康復、思覺失調症狀和功能及死亡人數產生什麼影響。當有更多研究證據出現，這些結果很可能會改變。

由專業精神健康團隊對近期思覺失調病人進行更長時間的治療，可能會減少過早停止治療的人數。但是，我們需要更多證據才能確定更長的療程是否比通常的兩到三年療程好。

• 在低收入和中收入國家的校園供餐計畫略微提升數學考試成績，但可能對閱讀考試成績幾乎沒有影響。校園供餐讓註冊率略微提升，但可能對出席率沒有或幾乎沒有影響。校園供餐可能導致身高體重隨年齡略有增加。我們不確定它們是否減少過重和肥胖。

• 研究應該是校園供餐計畫規劃和實行的一個關鍵部分。為了更簡單地比較不同研究的結果，研究者、父母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共同為孩童在學校的健康、發展和成功努力，在最重要的一系列目標上取得共識。

世界各地許多兒童沒有得到足夠的營養食品，以保持健康並做好在學校學習的準備。這影響他們註冊、規律上學和在學校學習的能力。校園供餐旨在減少飢餓和改善孩童的學習、專注和整體健康。

校園供餐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安全網之一。我們試圖了解它們對全球弱勢兒童的成效。過往大部分文獻的證據都受限於地理界線，且很多都採用敘述性分析。

我們提出了以下兩個關於健康公平性的問題。

• 校園供餐是否改善全球社會經濟弱勢孩童的身體健康？

• 和其他弱勢程度較低的孩童相比，校園供餐是否對因性別和家庭收入低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孩童更有益？

我們搜尋了評估校園供餐對 5 至 19 歲學生影響的研究。我們納入了隨機研究，這些研究將學生或是學校隨機分配到不同的研究組別。然而，因為隨機研究並非總是可行，所以我們納入了非隨機研究，這些研究比較接受校園供餐的組別和未接受校園供餐的組別。這些非隨機研究需要至少監測兩次結果，一次在研究的開頭，另一次則在研究尾聲。我們分別評估了每項研究結果的可信度。

我們找到了 13 項隨機研究和 27 項非隨機研究，這些研究共涉及超過 91,995 名 5 至 19 歲的學生。一項研究涵蓋了 59,613 位學生，而其他研究的學生人數則從 40 到 6038 位學生不等。在所有研究中，男孩和女孩的人數大致相同，即使有三項研究只納入了女孩。大部分研究在中低收入國家進行（34 項研究），而 6 項研究來自高收入國家。

在中低收入國家，校園供餐導致數學考試成績略微上升，但可能對閱讀考試成績幾乎沒有或沒有影響。校園供餐讓註冊率略微提升，但可能對出席率沒有或幾乎沒有影響。校園供餐可能導致身高體重隨年齡略有增加。我們不確定它們是否減少過重和肥胖。

在高收入國家，一項研究顯示了不確定性非常高的證據，該項證據顯示校園供餐可能使出席率略微上升。

因為我們找到的在高收入國家實施的合法研究非常少，所以我們不建議將我們的研究結果應用在此情況。

我們對數學考試成績和註冊的研究結果有信心。我們對體重和身高的研究結果持中度信心，因為我們對研究方法有一些疑慮。我們對閱讀考試成績的和出席率的研究結果幾乎沒有信心，因為我們對研究方法抱有疑慮，且各試驗的結果有顯著地不同。我們對過重或肥胖的研究結果沒有信心，因為我們對研究方法抱有一些疑慮，兩項研究檢測了在不同方法下檢測的結果，且其中一項研究規模很小。

一些研究面臨障礙，由於其背景，例如衝突，飢荒，官僚主義拖延，和向餐飲供應商的資金分配困難，以及在對照學校啟動學校餐點計畫的迫切需求。

我們需要更多校園供餐的證據，以及在所有收入水平的國家中，校園供餐對弱勢學校學生（特別是中學生）影響的證據。我們也需要更多評估弱勢組別和高收入國家優勢兒童差異的研究。我們建議研究人員、學校供餐專家、教師與家長共同合作，制定一套核心關鍵結果指標，並將這些結果存放於開放取用的資料庫中。

此文獻回顧是我們 2007 年校園供餐計畫的更新和進一步延伸。當前證據更新至 2024 年 11 月。

杜拜關懷（Dubai Cares）透過世界糧食計畫（World Food Program）的校園供餐計畫資助了本次文獻回顧。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也資助了此文獻回顧。資助方對文獻回顧沒有任何影響。

我們回顧相關實證，以評估 Fulvestrant 用於荷爾蒙敏感型晚期乳癌婦女時，其延長無疾病惡化時間之有效性與安全性。我們搜尋到 9 項探討 Fulvestrant 是否優於其他治療方案的研究。

70% 的乳癌對荷爾蒙敏感，且現有多種荷爾蒙療法，藉由降低或阻斷女性荷爾蒙以治療這些癌症。Fulvestrant 即是其中一種荷爾蒙療法，可藉由阻斷雌激素以治療荷爾蒙敏感型乳癌。針對晚期乳癌婦女，此藥物是以每月注射一次的方式給藥。晚期疾病的定義是指乳房中的原發性癌症已經擴散並嚴重侵犯淋巴結，或腫瘤已生長至相當大的體積（第三期，stage III）；或是癌症已擴散至乳房與淋巴結以外的其他組織或器官，或兩者皆有（第四期，stage IV）。在這些情況下，治療目標是改善生活品質、緩解癌症引起的症狀，並延長壽命。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現行更有效且獲核可的 500 mg 標準劑量，本文獻回顧所探討的研究大多使用較低劑量的 Fulvestrant (250 mg)。

證據更新至 2015 年 7 月 7 日。本文獻回顧找出了 9 項臨床試驗，比較 Fulvestrant 與其他標準治療用於荷爾蒙敏感型晚期乳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並彙整這些試驗的資料進行統合分析。共有 3 種不同的荷爾蒙療法被作為 Fulvestrant 的對照組進行分析；其中 2 種藥物為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 Anastrozole 與 Exemestane，能降低停經後女性的雌激素濃度；第三種則是 Tamoxifen，其作用機轉為阻斷雌激素。其中 4 項研究屬於第一線治療情境，意即在疾病晚期將 Fulvestrant 作為初始治療，與這些荷爾蒙療法進行測試對比；另外 5 項研究則是在第二線或更後線的情境下測試 Fulvestrant，意即用於婦女在接受晚期疾病的初始治療後，病情出現惡化時。有 2 項研究比較了 Fulvestrant 併用 Anastrozole，相對於單用 Anastrozole 的效果；其餘 7 項研究則比較了單用 Fulvestrant 與其他對照藥物的療效。

我們發現，fulvestrant 在治療晚期荷爾蒙敏感型乳癌方面，至少與其他三種標準內分泌治療一樣有效；且在新的標準劑量 500 mg 下，其療效可能優於先前使用的較低劑量 250 mg。先前納入的研究中，除了一項之外，其餘皆使用並測試了 250 mg 劑量。我們也發現，將 Fulvestrant 與芳香環轉化酶抑制劑併用並不會提升療效；且不論是作為診斷晚期疾病後的初始治療，或是用於其他荷爾蒙治療之後，Fulvestrant 的療效皆不受影響。統合資料分析中可清楚觀察到，Fulvestrant 相較於其他內分泌治療，在癌症無惡化的存活時間，或是腫瘤縮小率及穩定率上的表現。此外，接受 Fulvestrant 治療之女性，其副作用嚴重程度並未高於對照荷爾蒙治療組；無論是 Fulvestrant 或是其他荷爾蒙治療組，其生活品質皆相當。

因此，當適合進行荷爾蒙治療時，Fulvestrant 可被視為一種針對停經後晚期荷爾蒙敏感型乳癌女性，既有效且安全的治療方式。

納入的所有研究均爲高品質研究。